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18年，正值北医三院建院60周年，职工有话要说...

贺 蓓，1988年入职北医三院。现任北医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主任。

我的成长经历

我在1988年夏天来到北医三院，完成了住院总医师的培训和工作，并在北医三院成长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3年至1996年在美国完成了临床基础研究工作。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肺部感染、间质性肺疾病。

回国后历任大内科和呼吸内科副主任、急诊科副主任和主任、医务处副处长、院长助理。

2002年至2003年9月任北医三院党委副书记，2003年9月至2013年1月任北医三院党委书记。

2006年至今任呼吸内科主任，2014年至今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2018年4月起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主任。

非典——涂不去的一段记忆

2003年的春天，是经历过的人都不可能忘记的。在北医三院那次防治SARS的过程中，我肩负着双重身份，既是院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小组副组长，又是医院专家组成员；既是指挥者之一，又是一名需要实干的一线医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使我有机会参加院领导的每日例会，也要天天工作在与非典战斗的最前沿。

面对突然来临的疫情，面对已有医务人员患病和随时可能发生的院内感染，面对一种新的疾病，年轻的院领导班子（那届行政新班子刚刚上任不到1年）表现出了团结坚定、尊重科学的精神，在陈仲强院长和贾建文书记的带领下，改造并设置了独立的诊治空间，每天晚上召开例会，沟通并讨论处理1天中发生的问题。

大家虽然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但是坚信北医三院不能乱了阵脚，要确保医院和职工、以及医学部的安全。

韩校长更是时时关心着医院，不论是亲临一线，还是听取汇报，带给我们满满的温暖和鼓励。值得欣慰的是，三院患非典职工19人，无1人发生肺间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

来院肺炎患者共300余例，诊断非典患者140余例，其余就是非典型肺炎了（就是非病毒性肺炎了），后来有患者和家属回来感谢我，说他们在那时来三院是十分幸运的，获得了准确及时的救治。这是北医三院发展中的非常时刻。非典期间，三院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我感触最深的是非典检验了每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已知已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下，退却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难以原谅的，因为总要有人站出来履行医生的职责和义务。

当年三院负责筛查和诊治可疑非典患者的团队包括了呼吸科、放射、急诊科以及内科医师。孙伯章教授是我们放射科的老主任，他坚持每天和我们一起筛查和诊断来三院的每一位可疑患者，每到周末，我都想让他休息休息，但他一定会打来电话询问并要求工作。孙威大夫和张福春大夫是两名年青的主治医师，他们总是以饱满的热情、乐观的态度认真治疗每一位病人。呼吸科的赵鸣武主任，作为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在如何治疗和使用激素方面，是我们的主心骨。还有一批批进入非典病房的大夫和护士都义无反顾。

按照医院规定是在50岁以下，而泌尿外科陈剑昂大夫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他跟院领导说“让这些年轻人进去（非典病房），我不放心”。陈大夫硬是“破格”带队进入了非典病房！

这个团队所有医生在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是那么自然，又是那么令人刻骨铭心。在2003年，北医三院人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奉献书写着“医者仁心”。

糖皮质激素是双刃剑，特别是在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情况下，更不应常规使用。但在那个时候，面对一个新的疾病，如何诊治如何使用激素，如何使用机械通气，开始时我是迷茫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压力。

为了更多的了解香港和美国的治疗经验，我天天上网，很快用完了上网费用额度（与现在的自由上网不同），医院马上批复我更多的额度。针对如何诊治患者及使用激素，医疗副院长敖英芳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与我共同承担着压力。

非典过去15年了，我想告诉准备投身医学的年轻人，都应该有为医学献身的准备。经历过非典的我们仍然坚信，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

对医院发展的寄语

北医三院从建院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我十分荣幸地见证并亲历了医院蓬勃发展的30年。我和大家一起欣慰地看到，不论在医学技术还是医院管理，北医三院都坚持创新；不论在灾难还是疫病面前，北医三院人都展现了共担当的责任感与大爱之心; 团结、理解和包容使这个团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为自己亲历医院的发展感到十分荣幸，更祝愿北医三院的明天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