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手，清瘦到能看到骨头的脉络。头发是亮眼的白色。

在北医三院崇礼院区的指挥中心里，总有一个无时无刻不盯着屏幕、看闭环里抢救患者的老人。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深夜，如果不是上厕所，他几乎从不起身。他是用15年时间让北医三院急诊在从20人发展200人的科主任，也是在刚刚退休那年就临危受命、到崇礼院区做冬奥医疗保障的人。

他是郑亚安，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副院长。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一个服务于几万居民的县级医院用了三年时间，蜕变成为符合国际一流服务赛事标准的第一转诊救治定点医院。这条路，在“郑亚安们”的坚定护航下，仅仅走了三年。

今天，北京冬奥会闭幕。在全世界看到的荣光背后，中国医护，也是不可缺少的那束光。

郑亚安在指挥中心调度医疗救治。牛宏超摄

花甲之年的迎战

“谷爱凌又夺金了！”在全国都沉浸在这个18岁女孩连续夺金的兴奋时，崇礼院区指挥中心大厅内，几个白了头发的老人正带着几个年轻人，通过直播画面，一帧帧地分析摔伤运动员的落地姿势，然后预测伤情的全部可能性。

一旁的盒饭全都凉了，但没有人顾得上。每次有比赛，他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让山上送下来的伤员，第一时间接受最科学、高效的救治，时间精确到秒。这是北医三院崇礼院区保障冬奥的职责。

其实早在2018年的11月，国际奥委会就来崇礼考察了医疗环境。

要让冬奥顺利举办。医疗保障，不能掉链子。面对当时基本是“一无所有”的崇礼院区，作为全国运动医学的带头人，时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的敖英芳向国际奥委会医疗和科学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巴吉特保证，崇礼很快就能建设好“全新水准”的创伤中心，不仅如此，他还描绘了在这一中国著名滑雪胜地发展三亿人上冰雪的蓝图。

2018年到2022年，时间真的不多了。2018年12月7日，专门为保障冬奥的崇礼院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所连核磁检查都做不了的县医院被北医三院接管后，正式开启了“逆袭之旅”。

年过花甲的敖英芳被任命为院长，63岁的郑亚安被任命为副院长。无论是运动医学界还是急诊医学界，这都是顶配阵容。

“1000多个日夜了。”回想起三年前的任命，敖英芳告诉记者，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夏季奥运会中国国家队医疗专家组副组长，他从没想到，在花甲之年还能在家门口做冬奥会的奥运保障。从接到国家任务那一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当成了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做好，不能掉链子。

郑亚安在北医三院急诊科做了15年科主任。他把那个从前只有20多人的急诊室，培养成现在拥有200多张床位、200多个医护人员的国内一流的急诊科。

“2018年的一天下午，在急诊室工作室，我突然接到了党委书记的电话，说派我去崇礼院区担任副院长，我下意识的说，让我考虑一下。”2021年2月15日，郑亚安向记者回忆，没想到当时乔杰院长直接抢过了电话，告诉他：这是国家任务，要去。

就这样，崇礼迎来了“顶级”的冬奥保障医疗专家团。

2月7日，北京冬奥首次航空医疗救援成功，雪场到医院全程仅用5分钟。受访者供图

“在1000多个黑夜里，洗好一件白衬衫”

保障冬奥医疗的这条路，走得远比想象中的艰难。

张家口赛区共产生本届冬奥会109块金牌中的51块，是三个赛区中金牌数之最。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家口赛区的医疗保障任务也是最重的。

2018年一入冬，专家团队开始不停地在北京和崇礼两座城穿梭。每周往返3-4次，单程4小时，晚上堵车可能要走6、7个小时。原崇礼区人民医院里，很多基础设施都没有，医护人员临床水平也不够，还需要在3年内拔地而起建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创伤中心，一想到这些，专家组都没办法入睡。

在冬奥保障工作中，“基本上每天都只睡4个小时。”在北医三院派往崇礼的专家团队里，80后创伤骨科医生杨钟玮最年轻。提到他，郑亚安说，这个年轻人，做事儿有魄力、有担当。

“他们都是经历过大事儿的人，但也觉得压力特别大。”杨钟玮回忆，2018年，郑亚安第一次听大家述职时，愁的一直在掐脑门儿。2018年到2020年，敖英芳院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行，得改。”

杨钟玮和同事在指挥中心一边吃饭一边研究伤员病情。牛宏超摄

“崇礼区人民医院，覆盖的居民5-7万人，而北医三院每天门诊量上万人；区人民医院一年做200多台手术，这是北医三院半个工作日的手术量。”除了硬件的短板，医护人员软实力的提升更让郑亚安担心。“冬奥会医疗保障要求很明确，医疗救治绝对快速、安全、有效。但本地医护人员实战经验少，临床能力完全不够。”

2019年初，郑亚安开始给院区医生做培训。他手把手地去教课、亲自出题，一遍遍考核，送这些医生轮流去总院急救室实地培训。后来，郑亚安还是觉得不踏实，叫来了自己的很多学生，再一对一去教学。

2020年，是冬奥医疗保障筹备最难的时光。新冠疫情后，建好的病房又要重新改造。三区两通道、医护人员的闭环设计、国外运动员的急诊转运都是计划之外的难题。

那时候，觉得眼前的路都是黑的，只能把所有事儿都当作假想敌。要做到哪怕转运来新冠阳性危急重症患者，我们也要给他治病，疫情也要防护防得住。这是敖英芳向全院人员提出的要求。

建设二年后，在2021年11月～12月举办的3场测试赛中，崇礼院区顺利地完成了救治任务，但副院长郑亚安还是放心不下。

“我们像是在黑夜里洗一件白衬衫，一洗就是3年。只有冬奥开幕了，运动场上的伤员来了，才算是天亮了，才能看到这件衣服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我们这件白衬衫，是要接受全世界检阅的。”提起这1000多个日夜的筹备，郑亚安把冬奥医疗保障比作一件白衬衫，自己和“战友”，就是那些在黑夜里洗衬衫的人。

再后来，创伤中心楼如期竣工，北京到崇礼的高铁也开通了，医护人员的闭环转运和救治演练越来越熟练。创伤中心楼里新建了复合手术室、直升机转运过来的危重伤患可以通过电梯直达该手术室、手术室里就可以进行CT检查……大家都做好了迎接冬奥的准备。

拼尽最后的力气和时光

“郭治国，对讲机信号不好，请打座机。请打座机。”

2月15日下午，郑亚安拿着对讲机，急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反复说着这句话。他看着指挥中心急诊室里的画面，皱起了眉头。这是冬奥开幕后经常有的场景。

“我每天在监控里，看闭环内的医生救治患者，着急的时候也会骂人，我恨不得自己上。”郑亚安坐在记者面前，眼睛还是时不时的盯着屏幕。

刚刚开始接收闭环受伤运动员的时候，郑亚安一刻也坐不下，精确到每一张病床怎么摆、呼吸机放在哪儿，都要亲自盯。他说，急诊是第一道防线，是桥头堡，崩了，全盘皆输。

2月15日深夜，刚刚下班回到闭环宾馆的郭治国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就是一线的急救医生。

“那年我25岁，救病人的时候感染了非典，40度的高烧，整整持续了30多天。”因为当时的激素治疗，现在郭治国的股骨头依然有痛感。但这次冬奥，他还是放下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进入崇礼院区急诊的闭环，参与国内外涉奥人员的伤员救治工作。

在记者问他怕不怕感染新冠后，郭治国足足哽咽了半分钟：“非典那年，为了保护年轻学生，郑老师（郑亚安）用福尔马林泡床单，包裹起感染非典患者的尸体，全是他一个人抱出去的。冬奥保障，我没有理由不来。”

而这1000多天来，最难的时候，郑亚安总是想：既然奥运选择了中国，中国选择了北京和崇礼，崇礼又选择了我，我就特别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哪怕拼上最后的力气和时光，去把这件事儿做好，这样我才不会后悔。

“人生为一大事来。我做了30多年的急诊医生，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道考题。”

崇礼院区的创伤中心，一位国外运动员对医生竖起大拇指。受访者供图

为了3亿人安心上冰雪

2月19日晚，中国花滑双人滑隋文静和韩聪压轴夺冠。至此，中国奥运代表团已取得本届冬奥会的第九枚金牌。各大社交平台上，9块金牌组成的九宫格海报让人分外振奋。而这9个金牌里，3位获奖者都曾是敖英芳诊疗过的运动员。整整36年来，他带着团队，一直默默地为国家运动员摘金夺银保驾护航。

也是截至这一天，崇礼院区作为崇礼赛区第一转诊救治定点医院，在冬奥测试赛及冬奥会期间共接收完成了472人次闭环内伤病员的救治。

“除了救治受伤运动员，崇礼院区还承担了世界各地赛事保障人员、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等闭环内约4万人的医疗服务职责。”杨钟玮告诉记者，如果有运动员受伤，必须实现20分钟陆地转运、5分钟航空转运至崇礼院区。这些数字，他们全部做到了。

作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大学生医疗志愿者，作为2017年就曾成功考取的中国第一批滑雪医生，杨钟玮说，他在北京冬奥会闭幕的这一天，亲自拆开了2008年时自己书写的“给未来的信”，无比骄傲。

闭环里的郭治国向记者回忆，一位日本运动员在训练中受伤，原本以为他会选择回东京手术，但敖英芳院长用日语和运动员本人交流，主诊骨科医生用英语和奥委会官员细致沟通手术计划，后来，这位运动员选择在崇礼做完了脊柱骨折手术，如今已经顺利出院；还有一位美国运动员，受伤后选择回国治疗，崇礼院区凌晨三点多开始准备，用救护车直接送到首都机场停机坪，让运动员赶上了8点起飞的回国航班。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救援，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2月17日，国际雪联（FIS）医疗委员会副主席珍妮·舒特在崇礼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设施、服务均堪称顶级，为中国雪上运动发展留下了宝贵遗产。此前缺乏的基础设施，以及能实施雪上急救的专业医生队伍，全都兑现了，而且是高标准的。

北京冬奥会上的珍妮·舒特。新华社记者卢星吉摄

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崇礼院区的医护人员心里五味陈杂。回想起16天前，冬奥会开幕，敖英芳带着崇礼院区同事在指挥中心一边值班，一边看直播。

闭幕式又是同样的场景。

在总书记宣布北京冬奥会开幕后，杨钟玮拿起对讲机，对闭环里的医护人员说，三年的辛苦，风雨无阻。等的就是这一天，等的就是这一刻，现在它来了。

说完这些，这个看着很粗壮的“糙汉子”热泪盈眶。

“我马上走过去抱着他，看他在我怀里打颤，我也掉了眼泪。”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郑亚安第一次在记者面前哭了。从前一直想把冬奥医疗保障做出彩，但在开幕的那一刻，他只想闭环里的133个孩子能安全地服务好每一个涉奥伤员，只想他们都能平安回来。他想要每一个人的家，都团圆。

崇礼院区指挥中心，敖英芳院长和医护人员时刻关注比赛动态和急诊情况。牛宏超摄

2022年1月12日，“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发布。结果显示，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为3.46亿人。

作为崇礼医院的院长，敖英芳是这个数字背后的见证者，更是推动者。三年来，他从前的黑发也几乎都变成了白发。

提起未来，敖英芳笑着说，虽然已经66岁了，但总觉得自己还年轻。未来要继续开拓运动医学事业，作为运动医学界的“黄埔军校”，北大运动医学研究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治了上千名国家队运动员，很多人在治疗后重返运动赛场，甚至有的人蝉联两届的奥运会的冠军，未来要继续为运动员保驾护航；此外，争取今年年底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二期工程封顶竣工，2023年投入使用。他还想在原有运动医学事业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冰雪运动医学事业的新天地，让国内的冰雪运动和冰雪医学事业走到国际的前沿。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院长敖英芳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专访。牛宏超摄

继续为三亿人上冰雪保驾护航，也是郑亚安的梦想。

他说，冬奥结束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任务还很重，只要工作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在。

提起家人，郑亚安眼里瞬间多了温情：孙子2岁了。疫情后，我不常回家。去年测试赛开赛，我们也相当于闭环了，偶尔回去一次。我很少和孙子视频，因为觉得那种方式真的没有办法有安慰。我太想抱抱孩子了，感觉但凡不是他在我怀里，就没办法消除这么深的想念。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一年，北京冬奥的风，吹向了世界。崇礼向南望去，郑亚安的家人，都在等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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