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五四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同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
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接力传承、持之以恒的历史进程。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师生也为五四精神在中华大地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前，囿于当时的政治气候等因素，五四薪火在三十年间的传承并非易事，但不论时局沧桑变换、风雨几多飘摇，北大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高举五四精神的旗帜，在救亡图存的历程中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事因难能、所以可贵，梳理这一历史进程，才能更深切地体悟北大先辈坚守初心之不易，更加明晰北大的精神血脉和革命传统，更加坚定与党同心同向、同频同行的决心与信念。
一、五四精神的早期提炼及传播：
建党前后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师生迅即关注、研究、传播这场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并特别注重这场运动的精神价值，推动五四火种形成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6日，北大教授高一涵以《市民运动的研究》为题，对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示威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判断，认为“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这件事顺着世界潮流而起，很不可轻易看过。”5月9日，北大教授、教务长顾兆熊在《晨报》发表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称5月4日的学生示威行动是铲除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战斗”，是“主动的道德”与“旧时之伪道德”的“决斗”，是“良善之分子与恶劣之分子”的“竞斗”。他从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进步青年所展现的时代精神，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前途充满了憧憬，指出“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随着对这场运动的探究日益深入，五四运动主将之一、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这场运动所蕴含的独特精神进行了提炼与升华。1919年5月26日，他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总结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指出这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
之后，每逢5月4日前后，或是在一些重要场合，北大师生都举行活动、发表文章或讲演纪念“五四”，推动着“五四”逐渐成为北大的精神烙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内核也日益融进北大师生的灵魂与血脉。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以《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为题，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发表演讲，提出“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是五四运动所特有的精神。1920年5月4日，北京各校在北大三院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群众大会，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等人发表纪念文章。1921年5月4日，李大钊发表《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文章，提出要把“五四”当做一个纪念日，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1922年5月4日，《晨报》发表蔡元培、谭熙鸿、周长宪、黄日葵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李大钊出席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五四运动三周年纪念会并讲话。1923年5月4日，北京各校千余名学生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五四纪念会，李大钊发表演说。1925年12月17日，北大校庆27周年之际，《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出版，发刊词中称“在中国现在的文化运动，与乎社会改造运动中，我们北大同学都是负了很重大的使命的”。创刊号刊载了蒋梦麟的文章《愿听青年觉悟声》，文章说：“吾国现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思想，复杂和混乱极了，辟出一条新路来，向那光明的方向走，都靠着一班青年们的奋斗和努力”。这些都体现了北大师生对真理与进步的不懈追求。
二、“在黑暗中奋斗才有价值”：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国民党上台执政后，其专制统治日益加强，五四薪火在这一时期的传承面临打压和阻碍。例如，1934年5月4日，在“五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之际，当日清晨，武装警察、宪兵共三十余人，林立北大门前，戒备森严，阻止学生开会，以至于当日的五四纪念日在暗淡中度过。
尽管当时政局动荡，进步力量被当局压制，但北大师生依然不惧阻挠，坚定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上努力冲破黑暗、释放光亮。除继续举行五四纪念会、发表文章及讲演外，这一时期北大师生的爱国情怀和进步精神进一步彰显，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北大师生群情激慨、奋起抗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北大学生会立即发出抗日救亡通电。9月21日，北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一致决议组织北大反日会，并决议反日工作，联络北平各校学生会及反日团体，组织扩大抗日运动会，提出抗日口号：“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誓不作城下之盟，誓死抗日，不达到目的不止！”。9月24日，北平38所大中学校的136名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集会，正式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日，北大停课一天，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召开大会讨论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12月1日，北大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发出《南下示威团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揭露蒋介石政府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来，对日“抱不抵抗主义”，“乞怜美国，接受帝国主义集团机关——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调查中国有没有履行不平等条约”等问题，指出蒋政权“对人民是无情的残杀，对帝国主义者则不敢拔一根毫毛”，号召全国学生“立刻组织起来，向南京示威去”，“要知道中华民族的命运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这种抗日爱国、反对强权的行动正是五四精神的鲜明体现。1931年12月8日，《北大留校全体同学会专刊》刊登《又一页北大光荣历史》文章，歌颂北大同学组织南下示威、要求政府抗日的斗争行动，“虽囚于监狱而不灭；虽困于车站而不息”的精神乃我校“‘五四’精神之复活”。12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非常学生会成立宣言》。《宣言》称，自东省事变起后，暴日横行有增无已，北京大学过去为“五四”运动之策源地，宜为反日之先锋。
1931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33周年纪念会，蒋梦麟校长在演讲中说，“中国变迁之大，北大亦随之转变，其间情形至为复杂，实不啻一中国之缩影”。他认为今后北大的使命是，“一方面固应唤起民众，努力奋斗，同时则仍当从事建设，努力于科学之进步”。在校庆纪念会上，非常学生会的代表详述了北大同学爱国抗日运动的进展情况，以及非常学生会成立的经过和当前的工作。当日下午举行演讲会，葛利普、李四光、陈启修等教授发表演讲。陈启修的演讲题为《第二个五四》。他称赞北大同学南下示威“把全国的沉闷空气冲破，而给予国内政局一个转变的影响”，“是一个1931年的‘五四’”。
在抗日运动中，北大师生以五四精神为引领，敢于抵制强权、热切爱国、追求进步的行动也更加坚定。1936年5月4日上午九点，在大批军警和便衣侦探的直接监视下，北大在第二院礼堂举行“五四”十七周年纪念会。参加会议的学生约有三四百人，会上，马叙伦、曾昭抡、周炳琳、许德珩等教授在演说中特别强调发扬“五四”精神，在黑暗中奋斗才有价值。1937年5月4日，北大学生会发表《“五四”18周年告同学书》，号召全体同学在新的政治局面下，继承光荣传统，开展一个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化运动。
三、连天烽火中的五四灯塔：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时期）
“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后又西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团结一心，在连天烽火中书写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不朽传奇，而其中的重要精神支柱，正是五四精神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内核。
1938年2月下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西迁昆明。西迁之旅虽颠沛辗转，但广大师生仍不忘教育兴国、体察国情、推动进步的使命，在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中表达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坚持抗战的不屈意志和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崇高情怀，也奠定了西南联大创造高等教育奇迹的精神基础。1938年1月27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7次常委会决定：本大学迁昆途中，凡步行学生，沿途作调查、采集工作，藉明各地风土民情，使此迁移之举，本身即富教育意义。并要求步行队到达昆明后，需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形成报告。在历时68天、长达3300多里的路程中，步行队的师生们在艰难行路的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当地民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也对地处我国大西南的湘黔滇地区进行了人文社会和科学考察。
1938年5月4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当日，刚刚抵达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学生，便集会纪念“五四”。由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蒙自分校的北大学生于当天单独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这是西南联大纪念“五四”的第一份文献。这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五四运动是“在北京大学的领导下，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冲破了数千年传流的桎梏，对世界，对中国，对全国同胞，发出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呼号”，提出五四运动“第一次明白地揭露了时代的真相”“第一次使全国同胞觉悟到中华民族的安危”“第一次表现了民众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揭开了他们身上的所担负着的历史的使命”，表示“五四运动启发了今日的斗争，我们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任务”，“完整地建设起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表达了北大学子将五四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的强烈心声。5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谨献给联合大学》的社论，希望三校师生继续“五四”的奋斗精神，直接或间接地对抗战作出贡献，为云南学生树立榜样。
在西南联大初创阶段，由于新校舍尚未建成，无法举办全校集会，但联大师生依然满腔热情地参与到当地纪念五四的活动中，与人民群众共同纪念五四。193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联大师生参加了昆明全市大、中学生火炬游行，沿途高唱抗战歌曲，有评论说，这次五四纪念把联大学生和云南青年亲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力量。1940年5月4日，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壁报社联合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5月5日，联大在新校舍举行“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
这一时期，国民党愈发企图淡化“五四”的社会影响。1942年“五四”纪念日来临前夕，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五四将届，中央各机关以‘五四’在历史意义上虽甚重大，但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特电各省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并随之将青年节时间改为农历3月29日，即黄花岗起义日。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举动，联大师生通过实际行动继续助燃着“五四”火把。1943年5月4日，昆明学生三千余人，在西南联大集会纪念“五四”。联大教授朱自清、闻一多、闻家驷等发言，勉励大家继承“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为争取民主而奋斗。1944年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行时事座谈会，纪念“五四”25周年。会上，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等教师回顾了当年的亲身经历，师生们围绕“五四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研讨，并讨论了国定青年节问题，认为“政府把青年节改为三月二十九日，是毫无理由的”，纷纷“要求恢复五四做青年节”。5月4日上午，举行国民月会，周炳琳讲演“五四运动”，《联大半月刊》《潮汐》《民主》等二十多种壁报刊出纪念“五四”的文章。1944年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舆论认为“五四当初的情绪，今日已在联大同学里再现，他们是重温五四的旧梦了”。1945年5月3日，学生自治会委托历史学会举办“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会, 集中体现了联大师生对五四精神与抗战和争取民族独立之间关系的深切思考。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联大原址留碑纪念。1946年5月4日，联大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之后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撰写，碑文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并称西南联大“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无不体现了西南联大与“五四”的不解之缘和浓厚情结。
四、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意在缩小“五四”的意义，但在解放区，仍然继续坚持“五四”为“青年节”。在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后，五四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再次树立起来，北大师生也以满腔热血投身到实现人民解放的抗争中。
1947年，为隆重纪念复员后的第一个“五四”，学校和各进步社团安排了一周的纪念活动，“五四”也被定为“北大校友返校节”。4月30日有理学院主办的科学晚会。5月1日，有文艺社主办的文艺晚会，请朱自清、冯至等教授讲“五四”以来文艺之进展与演变。5月2日，有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晚会。5月3日，有历史学会举办的历史学晚会，请胡适、许德珩等回顾“五四”时代精神及其影响。5月4日上午，平津校友168人在北楼礼堂举行纪念会。
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内战行径，1947年5月18日，北大院系联合会发出《北京大学学生敬告师长书》，决定自5月19日起暂行罢课三天，展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同日，全体系级代表大会也写了《敬告师长书》，说：“八年苦战，中国人民终于获得胜利，但不幸胜利的成果转瞬即被压碎在内战之下，四万万人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显示中华民族已迫近覆亡的深渊”“祖国和良心，一再鞭策我们，我们不得不行动了”。这字字铿锵、慷慨激烈的话语，正是北大学子心系家国、珍视人民的鲜明写照。
写有宣言，更见行动。1947年5月20日，北大等11所大学及若干中学学生在北大红楼操场集合，下午一点多钟，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横幅的队伍，自北大出发，进行游行示威，北大许多教师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晚7时左右，游行队伍返回北大红楼操场，举行大会，决议继续罢课，并决定北大提议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各地举行罢课、罢教、罢工、罢市、游行，同时决定将北大红楼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北大62位教授在民主墙上贴出向同学致敬及慰问的函件，其中说：“我们认为这种对国家不忠对民族不孝的内战，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对！你们的努力，代表了每个中华男女的愿望！你们的声音，喊出了全国人民衷心的控诉，同时你们的被伤害，也暗示了谁人使人民饥饿，谁在进行内战！”
随着北平解放进程的深入，北大师生热切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诚投身全国解放的伟大事业，热烈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12月，在北平西郊的北京大学农学院获得解放。1949年1月28日，“北大学生迎接解放服务人民委员会”成立，积极宣传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展开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大学子积极投身到解放全国的进程中。截止到1949年2月23日，北大有52名同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文法学院的同学还踊跃报名投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全校被批准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同学约有五百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1949年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京大学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北大师生发出了“庆祝北大新生”“北大新生万岁”的呐喊。
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大后，北大的党团组织建设迅速推进，北大师生进一步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为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3月5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召开干部会宣布总支负责人，3月25日，据北大党总支统计，全校党员共239人。4月6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大总支部正式成立，团员共有317人。5月14日，北大党总支讨论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并作出决议认为：今后学校党组织的任务已不再是领导群众进行学生运动，反抗反动政权压迫的斗争，而是要团结广大群众把教学与学习搞好。具体要求是：第一，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搞好学习这一中心任务；第二，明确规定学习时间与课外活动时间，课外活动不能妨碍正常的业务学习；第三，有步骤地改革学制，增加政治课；第四，确定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的比重，政治学习应系统生动，但时间不能太长。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在办学治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教育教学的积极探索。
为满足师生了解党的奋斗历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求，学校制订了系统的讲演计划，主讲者和讲题分别是：周扬：“论知识分子”；赵毅敏：“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问题”；范文澜“历史的主人”；沙可夫“学习问题”；何思敬：“无产阶级辩证的性格”；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谢觉哉：“介绍老解放区情况”；谢滔：“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4月23日举行第一讲，之后面向全校每周讲一次，会后在孑民纪念堂座谈。7月11日，校务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政治课程计划委员会”，钱端升、曾昭抡、许德珩、费青、郑昕、向达为委员，由曾昭抡召集。9月，北大提出新民主主义学习口号，之后在课程改革上取消了反动课程，增设了马列课程，并促使课程与实际相结合。
194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日。4月28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致信毛泽东同志，邀请他回校参加五四运动30周年的纪念活动。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复信筹备委员会，表示感谢邀请，但因工作的原故不能到会，并“庆祝北大的进步”。之后，到1950年4月的短短一年中，毛泽东同志还曾2次致信北大，为北大题写校名。自1949年至1961年，周恩来同志曾5次亲临北大，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北大视察工作。党和政府对北大的殷切关怀，是与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的历史地位密不可分的，这其中就凝结了北大师生在传承五四精神上的坚守与坚毅。
五四运动迄今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五四精神也已成为我们党精神谱系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在五四精神的生成、凝炼、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历程中，前三十年的传承最为充满了艰辛和困苦、最是饱含着不屈与抗争。历经了最初三十年的百折不挠，五四精神方能百炼成钢。在这一不平凡的进程中，北大师生总是走在前列、挺立潮头，担当旗手、勇挑使命，冲破黑暗、拥抱光明，在中华大地上播撒五四精神的火种，使之引领中国人民紧跟党走、争取独立、实现解放，推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五四精神，是北大的精神，青春的精神，奋斗的精神！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原载于第1577期《北京大学校报》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