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18年，正值北医三院建院60周年，职工有话要说...

王 军，1990年入职北医三院，现任北医三院麻醉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我的成长经历

麻醉学科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迄今30年，我在北医三院麻醉科也工作了近30年。多年来，我与麻醉科同呼吸，共命运，在老一辈专家们的谆谆教诲和栽培下，不断奉献，不断进取。

我是2002年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总住院医师考核，晋升为主治医师。

2003年参与救治非典患者

2005年获得硕士生导师培养资格，2007年晋升主任医师。

科室曾多次派我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麻醉技术及科室管理理念。2005年，在英国伦敦Berkshire医院学习了日间手术麻醉和新型人工气道-喉罩的临床应用；2006年，我来到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学习“活体肝脏移植的麻醉”；2009年，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院学习了“人工气道建立“及日间手术麻醉管理等。这一系列学习培训，为后来我在器官移植、心血管麻醉、内分泌肿瘤及困难气道管理等领域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奠定了基础。

多年的麻醉临床工作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使原本有些毛躁的我，变得忙而不乱，沉稳果断。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经历了无数黑白颠倒、挑战身体极限的夜晚；面对脆弱的生命，竭尽全力依然不放弃的坚守；抗拒生命流逝，却无力挽回的沮丧......对生命的敬畏，让我无数次与死神交手却从来不肯服输。

回望成长的历程，我从一个一知半解、懵懂迷茫的新人，成长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沉着应对的麻醉学专家，这其中的酸甜苦辣、眼泪与汗水、无奈和彷徨或许谁都无法感同身受。但每当患者睁开了双眼，能又看到一轮明月升起，又一次亲证生命绵延的伟大奇迹，这种感受无与伦比，这就是对麻醉医生坚持与守护最大的奖赏。

北医三院第一台镇痛泵

60年来，北医三院麻醉科随着祖国医学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麻醉科专业的不断扩展和更新，在成长过程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1958年开院时，麻醉科仅有陶根氏麻醉机和立式汞柱血压计。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室开始引进新型的血流动力学监测及呼吸功能监测技术，应用了异氟烷、咪唑安定、芬太尼等新型麻醉剂。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对临床麻醉中病人安全的维护、开展临床科研以及危重病人抢救的指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2年同行参观北医三院针刺麻醉

过去，我国的发展相对落后，当时的临床麻醉，无论从技术上或是理念上，都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患者手术结束，安全的离开手术室之后，麻醉医生的任务就完成了。要是患者说“疼”，外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都会认为：做完手术，疼不是正常吗？哪有不疼的呢？

1993年，因为一个小手术，我做了一回患者。术后，随着麻醉劲过去，手术伤口烧灼样的疼痛使躺在病床上的我，皱着眉头，紧闭双眼，咬着牙关，不知如何是好。身上一阵阵发冷，我甚至自己连被子都盖不上。尽管作为麻醉科医生，麻醉方面我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些，知道使用哪些药会缓解，但药劲儿过了之后，疼痛仍然十分难以忍受。

这时候，我想到了之前曾经和患者说过的话“做手术哪有不疼的”……话这么说，可是有些轻描淡写了。手术后伤口的疼痛，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这段亲身经历，也促使我思考。“以患者为中心”，实施术后镇痛势在必行！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并摸索一些个体化的术后镇痛方案。

改革开放后，北医三院麻醉科随着祖国医学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在不断的扩展和更新，逐渐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技术及理念，其中镇痛泵的引入，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

我记得当年北医三院第一台镇痛泵的第一次使用患者是一位胸外科行开胸手术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当时发现镇痛效果非常好，与他同病房的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患者，因为没有使用镇痛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老先生在术后三天就能够下床活动，并且感觉非常舒适。而那位年轻患者，术后一个星期下床仍非常吃力。

由此，揭开了麻醉科开展术后镇痛技术的序幕，随后，我们逐渐开展了多种镇痛技术，包括产科的无痛分娩、骨科及运动医学的区域神经阻滞等。

随着可视化技术的全面应用，我们所追求的，从原本解除病痛、安全的基本需求，转变为满足患者在生理、精神心理、社会文化和环境四个方面更舒适的需求。使患者在围术期享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舒适，帮助患者消除不适和疼痛，减少并发症，给予患者安慰、缓解焦虑，为患者提供相关知识、传播希望。

对医院发展的寄语

六十年风雨兼程，矢志不渝，育就杏林精英；六十年披荆斩棘，勇挑重担，撑起医学脊梁；六十年芳华甲子，弦歌不断。

我们将践行麻醉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为推动我国舒适医疗的发展，保障人民健康水平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