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18年，正值北医三院建院60周年，职工有话要说...
刘晓光，1991年入职北医三院，现任北大医学部副主任、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疼痛中心主任
我的成长经历
1988年，我作为北医学生，生产实习阶段就来到了北医三院。1991年毕业后，正式入职于此。在北医三院骨科，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退行性骨病、肿瘤、外伤、微创外科。从住院医、主治医，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在这里学习、成长。2006年至2012年，我担任北医三院医疗副院长；2012年至2017年担任科研副院长。2017年5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分管医院医疗服务工作。
汶川大地震最初18天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震动了全国。里氏8.0级的大地震在瞬间摧毁了无数家园，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全国上下为逝去的生命哀悼，也为救援中蔓延的大爱动容。
现北大医学部副主任、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疼痛中心主任刘晓光教授，当年是北医三院副院长，作为原卫生部首批北京抗震救灾医疗队副队长赶赴灾区，如今10年已过，伤痛虽在淡去，很多记忆却不曾褪色。
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生命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做了最坏的设想，却远不及现实艰苦
当时，我在院里负责医疗工作。我们是第一批由当时的卫生部指派，赶往灾区的北京抗震救灾医疗队。5月12日地震发生，13日凌晨我们就接到指示，当天晚上，医疗队已经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城。自此，我们医疗队便开启了整整18天的艰苦救援。
虽然此次震中在汶川，但由于地质特点等原因，伤亡最惨重的却是北川。地震中，北川县医院被震毁坍塌，上班的医护人员及就诊住院的患者全部遇难，无一生还。整个县城都是残垣断壁，瓦砾遍地，受灾居民尚未从灾难中缓过神来，一片混乱中，想找个人都变得极为困难。进北川只有一条路，路的一侧临江，另一侧是悬崖峭壁，路口被大石堵住，我和队员们只能背着包，沿石头缝隙爬进县城。
由于没水没电没信号，路口又被封住，整个北川就像一座孤城。受灾居民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看着人们饿到饥不择食，我们主动将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分给灾民。当时没多想，可等自己也饿了两三天，才感觉到，没吃的，真不行。
到了北川，我才真正意识到生命是多么的渺小、无助。只需要一个瞬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不见了。我们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北川县上游的堰塞湖突然崩塌，但由于通讯不畅，在县城救援的医疗队没能及时得到通知，直到发现城里的军队开始撤退，他们意识到可能有危险，才一路跟着军队跑出来，躲过一劫。
“能不截肢就不截，他们还有未来的人生”
按照医疗原则，所有伤员都应先检伤，轻伤员进行快速处理，重伤员按照伤情不同进行分类，区别哪些是存在感染问题的，哪些是需要隔离的等。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人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救出更多人，却容易忽略医疗防护问题。医院的院子里、大厅里躺满了人，放置伤员的帐篷也是一个挨着一个，所有人混在一起，交叉感染风险极大。
为此，我强令各医疗救助机构做好检伤分类，保证相邻帐篷间有足够的间距，甚至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发现一例气性坏疽的疑似患儿时，顶着压力，关闭了问题手术室，进行封闭消毒。之所以说“顶着压力”，是因为当时整个绵阳市可用的手术室非常有限，而排队要手术的伤员数量巨大，在此情况下，关闭一间宝贵的手术室，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
控制气性坏疽
经进一步检验，确认了患儿的气性坏疽诊断，但因为处理及时，不但患儿很快康复，也防止了疾病的传播，绵阳市再没出现一例气性坏疽的伤者。
部署气性坏疽防控工作
地震中，肢体损伤是最常见的一种。但受卫生条件和混乱现场所限，一旦伤处感染不治，伤者就可能面临截肢。对于这类紧急情况，直接截掉患肢，远比保下来风险更低，但能不截肢就不截肢。他们还有未来漫长的人生，装再好的假肢，跟保留下自己的四肢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为他们多做一些，他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为此，医疗队制定规范原则，所有准备截肢的患者都要经过专家组会诊，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最终，百余人受益于此，他们却可能至今仍不知道，做出保肢的决定对医生们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
救人是唯一的信念，苦累危险早已置之度外
余震中手术
地震灾区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余震。不到20天时间，医疗队经历过数千次余震。
北医三院医疗队每天平均工作18~20个小时，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颠簸的车上打个盹，然后再次投入工作。一个深夜，忙碌了整天的医疗队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却发现自己的帐篷里住进了四家受灾群众。只是稍稍一愣，大家就选择了露营草地，第二天，还有繁重的救援工作在等着他们。
北川乡村巡诊
早期的救治工作之后，就是防疫工作的开展。顶着酷暑，刘晓光和队员们几进北川，走村串户为灾民发放药品，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由于北川的村庄很分散，经常是进一个村，就要翻一座山，每到一处甚至需要5个多小时。就这样，在倒塌的废墟中，在尸体腐烂的恶臭中，医疗队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一家一户地巡诊下去。有人问我们怕不怕，那个时候，我们就靠一个‘救人’的信念支撑着，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辛苦中也有温情。当地村民偶尔在废墟里挖出一点粮食，两块腊肉，就会做成腊肉米饭，送给我们。这点荤腥，对每天以面包、方便面果腹的医疗队来说，不啻为一顿丰盛的大餐。北医三院的领导也在关心着我们，有一次，和三院领导通话，当领导问大家最缺什么的时候，我不禁脱口而出“有块肉吃就好了……”结果几天之后，院里真的想办法给大家寄来了肉罐头。让其他地方来的救援人员羡慕得不得了。
改变的是对生命的理解，收获的是有效应急体系的建立
为尽快开展工作，在飞往灾区的途中，我与其他分队长就讨论研究出了一套工作体系，主要包括五个系统，即指挥系统、医疗救治系统、医疗保障系统、物资保障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同时，体系规定了各种工作流程，严格的信息沟通上报流程便是其中之一。
从到达灾区的第一天起，每个夜里，当其他队员卸下工作，准备休息时，我还需要做的工作是：搜集、整理、分析当天的各种数据，将疫情汇总信息上报给原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等。我需要告诉他们现场现在什么情况，最缺什么，急需什么，这些都成了国家在决定后续医疗队人员派出，以及提供物资供给时的重要参考，甚至决定了第二天部署工作如何进行。
凭借在汶川救治的丰富经验，回京后，我参与牵头成立了国家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并将灾难救治工作细化为各种规范。
如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常设的应急医疗队，队员都接受了专门的紧急救治培训；常备各种救援物资，并定期检查是否充足，一旦发生灾难需要救援，就能随时启程。
因为救援时跟绵阳市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每年我都会去一趟绵阳。能明显感觉到当地人的生活观念都变了，绵阳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能珍惜当下，享受生活。
对医院发展的寄语
从1988年进入三院生产实习至今已整整30年了，见证了三院一半的发展历程，感谢三院把我从一名青涩的医学生培养成了一名专家，而我们的家~北医三院也成为了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的国家队。在她六十华诞之际衷心祝愿她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建设北大医学国际一流医学中心的征程中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