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金 垣

1959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的是北大外语系、复旦新闻系。班主任审查报表时，竟直接替我改为北京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他对我说：“今年头一次有医学院六年制招生，正好你年纪小（我那时尚不到17岁），而且是子承父业（我父亲也是医生），学什么文科！” 从此，我开始了毕生的医学之旅。大学快毕业时，正值毛主席的“6.26指示”发表，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学校作了动员后，大家充满了下农村、下边疆的革命热情。北医去上海招生的是徐桂珍老师，入学后成为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她又专门对我们上海同学说：“1959年，是我把你们从上海招来的，共22位同学，录取率是17:1，十分不易！你们作为我国第一批六年制医学生，受到了国家重点培养，是国家的宝贝，如今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希望你们一定要服从国家分配，争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为上海争气，为母校争光！” 更使我们热血沸腾，我一共写了5次决心书，坚决要求去边疆、去农村、下基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原定留校工作）；结果，毕业的18位上海同学（4位因健康原因留到了下一班学习），有12人去了新疆、内蒙、甘肃等艰苦地区（我去了兰州）。1965年10月初，我们十几位分在大西北的同学一起从上海出发前往报到，车到兰州后，赴疆同学悉数下车送我，放眼四望，四面山峦寸草不生，远处的兰州城如同沙盘模型一样平铺在山沟之中，一片土黄；车站没有围墙，站内没有道路，离开站台百余米外的出站口和候车楼简陋不堪。号称西北重镇的兰州尚且如此，西行千里之外的大漠深处又是何等模样？大家不敢想像，不敢说话，只是紧紧地抱在一起，不让眼泪流下来！报到后更发现，兰州与内地差距果然不是一星半点：民居基本上是土房、土墙，连屋顶也是黄泥抹的，由于极少下雨，倒也不会漏水；商业区集中在省政府门前的中央广场附近，多是些清末民初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好一些的饭店也就三四家，都是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由上海迁来的，如市区的“悦宾楼”、“人民商场饭店”、西固工业区的“同华楼”等；除火车站到苏联专家住的兰州饭店约三四公里长的天水南路是柏油路外，全城的马路都是土路，平日尘土飞扬，有雨雪时，则一片泥泞。

令我兴奋的是我前往报到的兰州化学公司职工医院是按北京朝阳医院的图纸在1965年刚刚建成，条件不错，规划是500张床位，由于医护人员不足，只开了300张。我班共有三位同学分配在兰化职工医院，原来我被分配在外科，在劳动实习时，因为帮助医院完成了一项《化工区居民血液谷丙转氨酶水平及其临床意义》的科学研究，受到领导赞许，又被重新分配到了“工业卫生科”，冥冥之中似乎早已定下我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缘分！早先的“工业卫生科”已有6人（包括4名大学毕业生），但主要工作是下车间巡视、宣讲职业卫生常识，并不负担医疗任务，每年近千例急、慢性职业病患者只能转往地方医院处理。但当时的兰化公司是三线建设重点单位，国家花了巨资由西方国家引进的许多石油化工新产品即将在此上马，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都深深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是何等沉重，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改变目前的被动工作局面。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革命形势下，驻院“工宣队”立即同意了我们利用医院会议室和闲置病床，收治各厂拖延多年的慢性汞中毒病人的要求，于是我们三位同学医护全包，轮流值班，四周时间成功收治了60多名患者，受到了病人热烈欢迎和厂方一致赞扬，于是医院很快批准了我们成立“职业病科”的计划，并增配7名护士，设立拥有35张病床的“职业病房”。自此之后，兰化公司（共辖5个不同类型的化工厂，仅急性中毒每年平均即达900例左右）的急慢性中毒病例再也不需转院，抢救、治疗俱可在本院完成。我们当时之所以有如此底气，完全来自母校给予我们的严格训练，来自北医三院教给我们的扎实临床本领，来自三院职业病科的科学启蒙——那时全国医学院校只有北医三院在内科学教学中增添了职业病课程，来自对三院职业病科的信任——我们想，有问题向三院职业病科请教就一定能够解决！记得头一次收治急性重度苯胺中毒时，我们三人是抱着职业病听课笔记和苏联的化学物质毒性手册，边学习、边讨论、边抢救的；脑中则不断闪现王世俊、范君媞、史志澄等老师的身影。此后若干年间，我们在业务上不断得到北医三院职业病科老师们的指导、帮助，除了写信请教外，王世俊、范君媞、史志澄等老师还曾多次前往兰化医院会诊；我们不少疑难病例（如慢性丁二烯接触合并周围神经病、慢性甲醇接触合并视神经病变、慢性四乙基铅中毒等）也是直接送往北医三院职业病科诊断治疗，使我们从中不断获益、提高。

十数年的反复实践，使我们的临床经验不断得到丰富、理论知识也不断得到升华，工作也越来越顺利，不仅成功救治了数百名重度化学性肺水肿（硝酸酸雾、氮氧化物、氨气、硫酸二甲酯、氯气等引起）、氰化物和腈化物（乙腈、丙烯腈等）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苯胺中毒、苯系物中毒，而且抢救了多例昏迷、休克多日的急性重度硫化氢中毒，这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成功！我们还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新型氰化物解毒剂、血中微量丁二烯的气相色谱分析、丁二烯外周神经毒性电生理特性、氮氧化物肺损伤X线特点、丙烯腈系统毒性、合成橡胶防老剂皮肤毒性等多项研究工作，多次在全国会议作大会交流。不到十年，兰化医院职业病科就迅速成长为西北地区职业中毒主要会诊、救治、研究基地，也成为我国化工系统职业病防治队伍的标兵。但我始终不敢忘记这一切都和母校北京医学院的培养教育密不可分的，六年的严格训练不仅给我奠定了宽厚扎实的医学基础，更使我能够认清方向，砥砺前行，不忘始终！ 更不敢忘记北医三院职业病科对我的巨大支持和不断鞭策，在兰州十余年来，如果没有三院职业病科各位老师的具体指导、帮助，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现代化石油化工企业，要想顺利开展职业病防治研究工作，简直难以想象！三院职业病科不仅是我工作上的靠山、业务上的老师、前进路上的挚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我又能重返母校，在三院职业病科度过六年研究生生涯，并留在那里工作！这一切，交织成我和三院职业病科命中绑定、难分难解的情缘，历久弥新，永志难忘。

2019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