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金 垣

1976年，文化革命刚刚结束，我有幸随同兰化公司工程师评定工作，第一批晋升为兰化医院主治医师（全院近400张床位只批准了5名主治医师，尚无主任医师），这在当时，俨然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1977年在全国恢复高考招生后不久，当我报考研究生时，院内同事、领导都极为诧异，很不理解，医院人事部门甚至通知招生办扣下了我的考卷，以致我头一天的考试被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我赴京复试时，医院人事部门又竭力阻拦，公司政治部也万般挽留，告诉我公司已决定我出任下届院长，希望我不要再去攻读研究生了，直到惊动公司总经理，才同意放行，可见我进京深造的“好事”是多麽地“多磨”！

1978年，我第二次进入北医学习，这次又上了一个台阶：攻读研究生课程！入学后，百废待兴，学习、生活条件都很差，我们这批学生大多已在30岁以上（我已36岁，属于老大哥层次），仍是6人一个房间；大家都极用功，都想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个个早出晚归，苦读苦修，早上4点钟即有人起床在楼道尽头背诵英文单词，晚上1、2点钟还有人在开夜车，很难睡个安稳觉，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很难超过5小时！但这也是我一生之中，学习最勤勉、收获最丰硕、心情最快乐的几年！当时的职业病科是北医三院最重要的科室之一，与骨科、整形科一起被视为为三院的“掌上明珠”，更是全国职业病学界的一面旗帜，她当时编写的“职业病病例汇编”一经问世，即一册难求，极受大家欢迎；“金属中毒”一书至今仍是专业人员案头必备书籍之一。当时职业病科编制已40余人，病房30张，门诊2间及专门的实验室；入学不久，三院又组建了职业病研究室（后来成为北京医科大学十大研究中心之一），并在老门诊楼北侧建成一座独立的实验楼（二层共12个房间），供职业病和放射病研究之用。但当时研究生的工作条件仍然很差，比如，我用作骨髓片阅片的显微镜是临床淘汰的旧物件，微调螺旋已经严重磨损，无法固定目镜，需要边阅片、边不时旋动螺旋，以聚焦视野，完成观察；当我花了半年时间阅完500余张骨髓片时，右手中指末端关节处竟然被磨出一层厚厚的胼胝，至今仍隐约可见。进行骨髓细胞放射自显影实验的暗室是利用楼梯下废弃的杂物间改造的；组织病理切片需要自己固定、染色、阅片，甚至电镜切片的固定、染色、包埋也要自己完成（因为当时很少有人掌握此项技术），但电镜组织块的包埋操作对温度、湿度要求十分严格，只得自己设计，在后勤木工室协助下制成简易的木质密闭操作箱，用灯泡调节温度，通过固定在木箱两侧的手术用长手套实施箱内操作，顺利完成了研究任务。研究过程中的许多关键点，如凝胶透析理论和技术、蛋白质分离技术和理论、肾脏电子超显微结构阅片技术、超结构的元素分析等，在改革开放初期都属于新理论、新技术，无人可以提供成熟意见，需要自己大量翻阅文献资料、反复实验摸索才能得到解决，学习过程枯燥而艰难，常令人寝食难安，身心交悴，但从中也收获甚多，不仅增长了知识，学到了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法，更锤炼了意志，培养了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在这漫长艰苦的过程中，正是职业病科师长们的关怀、鼓舞，使我的学习、研究得以信心满满，顺利进行，并感受温暖，获得快乐！记得入学不久，史志澄老师即在家中设宴招待我和黄世超大夫（另位研究生，现在上海），极尽关爱鼓励之情；刘镜愉老师也屡屡询问学习情况，不时鼓励；王又兰、王文学、贾庭珍、朱兆华、王耀珍、董家惠等老师则尽力提供工作便利，频频嘘寒问暖，使人倍感温馨；贾庭珍老师为了让我能在寒假期间回去与家人团聚，还主动要我把实验动物交她喂养、处理、观察；阿拉塔、谢芳蓉、陈寿芳、尹智明、丁丽华、马佩云、颜敏等老师经常主动让出设备、仪器、空间，为我的实验研究提供方便，并给予耐心帮助。为开展苯的骨髓毒性机制研究，汪有藩教授每周都会抽出时间给我讲授血液学基础和骨髓阅片要点，王又兰、贾庭珍老师则是随请随到，及时给予指导；我成功开展骨髓细胞放射自显影技术后，大家拥挤着前来阅片，为我高兴。导师王世俊教授更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不管工作多忙，都坚持要我和黄世超每周向他汇报学习、研究进展，解惑释疑，不厌其烦，耐心之至！记得在攻读博士学位最后一年，兰化公司为了挽留我，竟然暂扣了我爱人工资，在每月寄给父母亲40元后（二个孩子均在那里），我们只剩余30元，生活十分艰难！我永远忘不了职业病科各位老师在得知这个情况后给予我们的安慰、帮助、支持，忘不了贾庭珍、汪友蕃、王又兰等老师前往宿舍的专程探望，忘不了王又兰、陈寿芳老师专程送来被褥、厨房用具和煤炉，忘不了学校和师长们给予的经济支持，忘不了颜敏小姐为我炒制的美味辣酱，职业病科同仁的善良、关怀、笑容至今仍深深印在心中，永生难忘！

有诗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持续六年的奋力拼搏几乎让我身心俱竭，当我将近10万字的论文初稿交到王世俊教授手中时，他已发觉我的疲惫不支，随即让朱兆华老师为我做心电图检查；但我自己并未在意，又继续去查阅文献，结果阿拉塔老师去图书馆没收了我的笔记本，直接将我送到了内科病房，入院诊断是“频发房颤”。科里同志不断前来探视、安慰，使我内心充满感激和亲情，住院10天虽未完全控制病情，但答辩期近，我还是坚持出院，坚持按期进行答辩；科里还专门组织了二次预演，让大家给我找问题、出主意、补漏洞。正式答辩那天，可容纳百余人的运动医学研究所会议室连过道都挤满了人，无形之中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感，但职业病科师长们期待的目光和温暖的笑容，如同一股股暖流不断注入心房，使我很快镇静下来！当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世杰教授宣布答辩圆满成功，同意授予我医学博士学位并向我表示热烈祝贺时，六年呕心沥血、拼搏辛劳的历程顿时涌上心头，激情、快乐、骄傲、感恩……万般感受交织在一起，让我几乎留下泪来！

在北医再一次六年苦修，尤其是耳濡目染职业病科这个集体淳朴善良、谦虚严谨、热情宽容的优良传统，让人有脱胎换骨之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10名医学博士一员、我国第一个职业病临床医学博士，使我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更加高瞻远大的视野审视整个学科，展开更关键、更有效的工作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并占领更多的学术高地，为母校、为祖国争光！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并未有过丝毫松弛懈怠，仍能时刻谨遵师教，秉承科风，瞄准学科难点和病患所需，攻关攀登，即使在美国从事博士后深造的繁重学习中，仍坚持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并将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美国发表。毕业35年来，发表了近300篇研究论文，主编、参编或参译大型专著40余册，为国家培养了30余名职业医学领域高级专业人才，他们除6、7人仍在国外继续拼搏外，其余均已是国内相关领域专家、教授或行政领导。本人也在中毒性肾病、化学性肺损伤、CO中毒迟发脑病、尘肺病等学术领域的理论建设、机制研究或临床诊治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十余项，被遴选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此外，还向预防医学领域引入“自由基医学”概念，创建了全国性学术团体“自由基医学专业委员会”；在各类国家级学术团体担任理事、主委、副主委、常委、委员等兼职10余个，在《中华内科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等20余种全国性专业杂志担任副主编、顾问、常务编委、编委等职；并多次受邀前往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加拿大、新加坡、台湾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或讲座，已在国内外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庆祝北医三院职业病科60华诞之际，我深深感恩她在指引我人生旅程中的关键作用，感恩我的导师王世俊教授对我的悉心栽培和指导，更难忘职业病科全体同仁对我的帮助和容忍，难忘北医三院领导对我的关爱和恩惠！我为我能成为北医三院，尤其是成为北医三院职业病科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光荣、幸福！祝北医三院职业病科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繁荣、兴旺，不断攀登，为祖国的医学和教育事业、为人民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201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