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镜愉

创业

我院职业病科源于内科职业病学组，组建于1959年。三院开院后不久，左奇院长指示，由王世俊教授(内科副主任)负责领导组建，成员仅有数人；到六十年代初其主要专业组成员有范君提、史志澄、刘镜愉、谢芳蓉及尹智明等。

当时所以建立这个国内少有甚至空缺的专业，其主要理由，从我们角度能体会到的是：①北医确定三院属于卫生系教学医院，因此在临床教学上必须体现卫生系特色的专业，职业病即内科领域中符合这一特色。②贯彻我国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走防治结合的道路；当时左院长对我科明确要求走出医院大门，坚持下厂、下矿，为工人健康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紧密结合实际开展职业病医、教、研工作。⑧突出三院在北京市各大医院中的专业特长，树立医院的专业水平形象。鉴于上述理由，本专业组成员在毫未考虑个人利害得失的情况下，纷纷奔赴工厂、矿山，长期或短期地生活在工人之中，边学习、边工作(当时称之为“蹲点”)。我们不但走遍了北京市的工矿，而且也走遍丁祖国的大江南北，大、小“三线”等偏远贫困地区，南起两广、福建，北到新疆阿尔泰、甘肃、内蒙，甚至到严重高山反应的祁连山(海拔4500公尺)矿山工作；东至江浙、鸭绿江口，西入川北，沿蜿蜒公路，直达深山峻岭中的厂矿。我们开始了解并认识了什么是铅中毒、汞中毒，什么是矽肺，什么是喷漆作业，什么是电镀作业，制鞋业什么样，冶金业什么样，各种作业都接触什么毒物，这些毒物有什么毒性，人体中毒症状怎么样。我们在湖南水口山矿区亲眼看到炼铅高炉旁工人铅绞痛时的翻滚与叫喊，其惨状使人终生难忘。眼前的这一切，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感到我们未来的使命与重担，面对纷乱的困难，必须刻苦学习与实践。摆在面前的有学不完的新东西，有的已远远超越医学范畴，包括工业流程与无数的新的工业名词。这些东西与疾病不但以往没有老师教我们，而且书本上的内容既不生动、具体，又少得可怜。我们开始接触，并了解工人，体会到工作的艰辛、工作所带来的疾病的痛苦以及由于职业病而造成的生产的损失。大家开始了解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意义，我们亲耳聆听了工人们的声音：“有了你们保驾，毒物再毒我们也敢生产，敢于闯前人没走过的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生产是与我国国防尖端有关时，我们也无比自豪，感到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能为祖国的强大作出奉献，开始安于这个专业了。

在专业的起步阶段，就是靠这种力量，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的干起来。每周下厂查体，开设了半天门诊，在内科中设了专业床位，并在二楼大化验室旁(后迁至六楼顶)建立了简单的毒物分析室，逐渐累积病例，总结经验。记得当时的病人中包括建造“中苏友谊展览馆”(现今叫北京展览馆)及人民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屋顶的从事馏金作业的汞中毒病人，也包括TNT作业中毒工人以及与原子能、航天工业有关的铍中毒等。

发展

随着工作的逐渐展开，因职业病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广泛，不仅与内科领域，甚至与眼科、皮科、放射科等密切相关。在早期阶段，眼科李凤鸣教授、放射科刘庚年教授以及皮肤科王双元、雷鹏程教授等均对职业性损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并与我们同时深入现场，从而使我院逐渐形成整体的该方面专长，并取得卫生部领导的认可。当时国内几乎所有重大的中毒事件，一旦汇报中央，卫生部必找我们去会诊或参加抢救，有时甚至派专机接送。如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上千人急性苯中毒事件、锦西的钒中毒事件、昌黎地区的氮氧化物中毒事件以及多次化工系统爆炸中毒事件等。在这些大规模群体中毒事件的抢救中增长了知识，炼就了人才。

实践可以增长知识。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及时总结经验，进行病例分析、疗效评价、文献综述，写出大量论文。从1964到1971年连续出版《职业病研究资料汇编》共5期，并将我们收治的百余典型病例汇编成册，对外发表，特别是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成为当时人们赞扬的话题。初露峥嵘，获得了震动性的好评，国内学界认识了“北医三院”。

1964年在王世俊教授指导下，全科同志共同努力研究探讨金属解毒药。我们首先将国产新药二巯丁二酸钠用于临床治疗铅、汞、砷等中毒，获得意外的疗效与成功；该项研究成果还由医学科学院吴执中教授带往国外，代表中国在雅加达国际会议上发表，引起各国学者极大的兴趣，使我们的工作在当时那样封闭的年代，又扬声海外。至今该药已被普遍公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大量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

到“文革”后期，北医划归北京市领导，我科的工作也部分受命于北京市卫生局。当时北京市将职业病工作分为东、西两大片(后又划成三片)，东面由朝阳医院(后建)负责，西片包括海淀、西城、宣武、门头沟、石景山、丰台、延庆、昌平等区均由我院负责。当时的工作热气腾腾，人员来往络绎不绝，工作的局面大开。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承担与完成北京市的工作，我们向卫生局申请了修建职业病实验室的报告，并立即获得批准。当时要获得建筑面积的批准相当困难；即使批准，材料奇缺，连最基本的砖木也难以凑齐。因此全科发动群众，努力找关系，自请设计师，按我们专业要求进行设计，特别是后勤谢寿山同志的鼎力支持与操办，由北京市卫生局出资，终于在70年代末建成职业病实验室小楼。从此有了我们自己的实验基地，工作开始了新局面，这时我科对外发表的论文数，已在全院位居前列。

由于工作的关系，到1970年我们已与中央各部特别是冶金部(包括有色金属)、五机部(即后来兵器工业部)、七机部(即后来航天部)、三机部(即后来航空工业部)、化工部、煤炭工业部等都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与全国卫生防疫部门也常来常往。

随职业病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1965年经认真筹划，报请上级(卫生部及北医大)建立职业病研究室(当时已原则同意)。但由于“文革’’开始，天下大乱，致此事被搁置，直到1980年拨乱反正，才正式成立职业病研究室。在此前，于“文革”后期，约1972年，由于开展工作的需要，我们正式从内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病科(二级学科)。这一时期职业病工作又出现新局面，人员增加，床位到30张，并使用贷款引进一大批国外基本研究设备，如原子吸收分析仪、肺功能设备、肌电图、超速离心机、照相显微镜等。1985年成立职业病研究中心，成为国内第一批、也是国内第一个被批准的职业病临床博士点，王世俊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在此阶段我科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及部级研究项目，并培养了许多硕士及博士。

学风

自职业病科建立以来，在王世俊教授带领下，全科形成一个严谨的学风。由于我们专业病例不同于其他一般疾病，如有些毒物中毒在一生中可能只碰到这一回，因此王教授一直要求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病例，务必要仔细问好病史，认真详细地记好病历，做好每一项检查记录，周密地做好治疗观察计划，使每一例病人通过我们的劳动不但治愈了疾病，而且也能总结出具体经验，并写成论文发表。有时他亲自去问病史，并将病人生动的语言记录在病程志上。在这种要求下，全科对像留24小时尿标本这种事都很重视，住院医要亲自留尿做毒物分析，留错一次尿，都有可能使整个的观察失败。从当住院医开始，就有关于写作方面的训练，并进行专业外语翻译，指定外语杂志与论著，限期译好，作出摘要，经修改后外投刊物或向科内宣读；住院医阶段要练习总结并写出临床病例分析类论文，常常指定典型病例，指定专人负责来写。这样，在六十年代的《国外医学》等杂志上，时常刊载我们大量的译文、综述及论著。这虽是些处女作，但这都是经王教授一字字、一点点、仔仔细细改过后写出来的。这种认真求实的作风在国内同道们中是人人皆知、有口皆碑的，它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我们。

此外，注意学术资料的积累，典型病例需要照相、制备幻灯存档，以备教学之用，教材教具也力求生动。为加强全科的学术档案管理，要求所有职业病学术会议的资料交由科内保管、装订，这方面的资料累积在本学科是最完整的；与此同时，也建立了个人的科研档案。

以上这些严格、务实的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全科的工作作风，它已超越学风的范围，逐渐形成一种好风气，如办事认真，作风朴实、正派，不搞歪门邪道，尊重领导，服从大局，勤奋工作，对病人始终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等。因此，从建院来，在医教研工作上，我科几乎没给医院里惹什么麻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传统，也是我们得以安慰之处。

主要成绩

党的十二中全会后，在开放改革路线鼓舞下，近十多年来全科同志奋发努力，取得很大成绩，进一步确立了我们在国内的学术位置，对国外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我们承担并完成一些国家及部委课题，如国家七五、八五、九五重点课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教博士点基金课题。如职业性哮喘病因与诊断研究、矽肺机能诊断研究、矽肺治疗措施及疗效评价研究、尘肺劳动能力鉴定研究、有机磷迟发毒性研究、镉对人体毒性研究、铍病发病机理研究、金属硫蛋白生物学作用研究、急性肾损伤亚细胞机制研究、急性农药中毒防治研究、急性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亚细胞机制研究、失火烟雾对人体危害研究，以及大量的国家诊断标准研究等。近十年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市级科技成果奖5项；发表了大量的有水平的论文，就1990～1995年五年统计：国外杂志9篇、核心杂志56篇、二级杂志40篇；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交流20余次；主编或参与编写的著作有《金属中毒》(已两版)、《职业病》、《劳动卫生与职业病》、《职业病症状诊断》、《工业卫生与职业病》、《临床职业病学》、《现代劳动卫生学》、《现代职业医学》、《现代职业病诊疗手册》、《职业性肺病》、《职业病临床指南》以及《现代呼吸病进展》等。

此外，我科人员分别在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会担任副主委、委员，在主要专业杂志如《中华劳动卫生与职业病杂志》、《中国工业医学》、《实用变态反应杂志》等担任主编或编委，并在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国家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北京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中任职，因此在国内各项重大学术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开拓教学与科研的基地，加强与工业部门的联系，我们先后与化工部协作，由我科担任化工急性中毒急救咨询中心，并在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医院、天津化工厂建立职业病教学培训中心，几乎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职业病学术进展研修班，为国内培养了大批人才。

以上是我对职业病科初创时期简短的回忆，但是发展中也经历了

坎坷的道路，曾经经受了多次冲击，受政治运动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冲击等，人员调动无常，机构变化多端。工作极端困难。

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国企面临转轨，经济效益滑坡，不少工人下岗，一向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劳保福利重要内容的职业病工作也当然面临挑战，职业病工作如何去适应这一新形势?如何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与业务范围? 都是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