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抗疫一线，医患同心

进入庚子年，中华大地平静的生活被新冠病毒打破。疫情来袭，更见世间百态。患者坚强求生，医者负重逆行，善良的人们相互取暖。寒冬之中，人性的光辉融化冰雪。

就在疫情暴发前不久，还接连发生了几起患者伤医、杀医事件，医患矛盾一度强烈冲击着社会舆论。然而，在这场全面抗击新冠病毒战役中，医者冲锋在前，患者感念感恩，医患关系如鱼水般和谐。

治疗疾病，“话”疗人心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队支援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年轻的住院医师王光杰和护士党晓曦，为一位没有家人照顾的老奶奶送来了饭菜。

“我家没人了。”老奶奶有些哽咽。看到医护人员给她送来饭菜，她执意要给饭钱。

党晓曦说：“您别这样奶奶。”

王光杰说：“身体好起来，才是给我们最好的回报。”

“放心，有我们在。”这句话是给患者每天服用的“定心丸”。医务人员知道，要让疾病往好的方向发展，心理安慰与专业治疗同样重要。

和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样，医患之间爱的传递也是双向的。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护士张佳男在援鄂日记中写道：给病人输液时，大爷说“你戴好防护手套，多扎两针没关系”；做CT时，排队的病人指了指我的姓名卡说“谢谢你们来了，武汉感谢你们”；发药时，一位年轻的患者对我说“姑娘你又上班啦，虽然没见过你的样子，听声音我知道又是你”……我感到内心某个地方被猛烈地撞击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护士孙立佳说，第一次进入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房时，呼叫器不停地响着。一位老大爷叫住她：“小姑娘，你眼镜里都是雾气，可要小心点别摔倒了！”

再后来，孙立佳在为一个患者输液的时候，患者觉得留置针的地方有一些疼，孙立佳立刻调慢了点滴。患者笑着说：“谢谢你姑娘，我好久都没有笑过了，这是得病以后第一次笑，你让我觉得很安心。”

对于患者来说，不仅需要治疗，还需要来自医护人员的心理抚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袁晓宁就体会到“话”疗的效果。

袁晓宁告诉半月谈记者，有一天一早随队来到病房，刚进门就听到惊喜的声音“袁队，您今天来了？我好多了”。“惊讶之余发现，这个病人还是第一天入院的时候见过我，就因为我当时扶了她一把，安慰了几句，就牢牢把我记住了！听她兴高采烈地汇报病情好转，真是高兴。”对付病毒，“话”疗效果显著！

加油，一起挺过去！

对医务人员来说，救死扶伤是职业精神。在抗击新冠病毒一线，许多医务人员表示，挺身而出，也是出于植根人性的善良本能。

经过48小时的紧张改造，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江苏省医疗队共同建设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加强病房（简称“联合ICU”）于2月4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正式启用。下午5时，第一位患者转入。

该患者入院时极度呼吸困难，氧饱和度仅50%。紧急气管插管！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前来支援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立即决定。尽管此时病房还未配齐必备的三级防护设备，但眼看患者生命垂危，杜斌冒着暴露感染的危险，为患者实施了气管插管。

一时间，患者生命体征得以维持，血压开始下降。队员们立即建立中心静脉通路，进行积极循环复苏，一道道有序且有效的操作之后，患者的情况逐渐平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护士梅雅男说：第一次在隔离病房护理气管插管接呼吸机的病人。呼吸机报警，一位患者出现气道压力阻塞，倾倒管路里废水的动作非常危险，可产生气溶胶，但不倒水对病人非常危险。我立刻打开储水罐，快速倾倒废水并装好，一气呵成！看着呼吸机再次正常运作，病人生命体征平稳，我感到很欣慰。虽然患者用了镇静剂听不到我说的话，但我还是想说：加油！你一定能够挺过去！

然而，面对疾病，就是有再先进的设备、再高超的医术，也会有遗憾和无奈的时刻。

一位56岁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突然氧饱和度下降，医务人员立即开始抢救，患者恢复了自主心率，可随后再次出现氧饱和度下降、心率减慢，4名医护人员轮流为患者心外按压，抢救持续将近1小时。

看似一场普通的抢救在这里却变得很不寻常。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巡视病房都会呼吸困难，长时间的抢救令数人几近被累瘫。然而说出“抱歉，我们没能留住你”时，泪水还是模糊了众人的视线。

你的勇气和信心，社会来守护

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让医患双方对彼此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不仅挽救着患者的生命，也改变着医务人员的认知。 来自北京的急诊科护士于淼在支援武汉第四天的日记中写道：援鄂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平时急脾气的我，现在脱隔离衣和防护服时慢之又慢；平时5分钟就能搞定洗澡这件事，现在必须洗够20分钟。

日记中，于淼记下了一件让她很感动的事情。

负责的病人要输液了，我去给她扎套管针。

“你们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因为你们需要我们啊，只要你们需要，我们就会来帮助你们。”

“唉……你们都是有家有父母有孩子的人啊，真不容易啊！”

“只要你们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是一个不会轻易哭的人，但是当我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重症隔离病房没有护工也没有家属陪伴，患者的日常饮食、大小便以及护理都需要医护人员帮助。每天无数次的近身操作，稍有不慎就有被感染的风险。一位老年患者对护士刘静娜说：“上厕所我可以慢慢走过去，不用扶我，否则你们太容易被感染了。”从医多年，这一刻刘静娜由衷体会到来自患者的理解与关爱。

对医护人员来说，在一线面临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一位援鄂护士写道：上一个班负责的3床叔叔虽然上着呼吸机，但人很清醒很配合，今天他会不会已经脱机拔管了？当我满怀期待地进入病房，看到的却是白单子下隐约的人形，病情发展得令人猝不及防……

“前线医务人员也是需要心理援助的重点人群。”中科院院士陆林认为，医务人员也是普通人，会担心被病毒感染，会担心自己对患者的治疗措施不及时。除了给予他们生活用品和防护用具等物资保障，还应该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创造爱护、支持医护的良好氛围，守护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下篇:缓解医患矛盾：重技术，也要重人文

导读

众所周知，医学没有绝对确定，技术也不是万能，即使医务人员全力以赴，面对疾病，人类仍有诸多局限。只有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医生、患者共同对抗疾病，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并重人文，医患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

被“医闹”压死的职业理想

去年至今，几例医生被患者打伤甚至致死的悲剧接连发生，令人痛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戮力同心，但仍出现了少数不和谐的声音：有的患者要拽下医生的口罩；有的因对卫生间状况不满，在医务人员忙于抢救患者的情况下，无端地对护士横加指责……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初发布的《中国医生执业状况白皮书》，我国有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语言暴力占51%。七成被调查医师认为，工作压力来自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就职于北京某三甲医院的知名神经外科专家，每天的工作从早7点到晚12点。除了每周4天的手术外，还要负责医疗小组的药比、耗材比以及科里的行政事务、学术交流，常常感到处在崩溃边缘。

因为名气大，不少患者都是千方百计找到他。即便这样，他也遇到了五六次医患纠纷。最厉害的一次是一名患者正常出院后，在其他医院救治无效死亡，结果家属又跑来闹。“病人每闹一次，心就冷一分。我现在接诊就事论事，不再啰嗦，谁晓得是不是有录音？以后会不会拿出来说事？”他无奈地说。

更令他沮丧的是，无休止的医患纠纷，让一批批优秀医生放弃了职业理想。

2020年1月31日，在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医护人员为住院患者及家属送上新春祝福 彭昭之/摄

随着“医闹入刑”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守护医务人员的法律之网正在逐步织密，施暴者受到及时、严厉的制裁。一些医生呼吁，对于辱骂医生等相对轻微的“日常暴力”，也应有处理措施，防微杜渐，进一步完善多部门对侵害医务人员权益者的联合惩戒机制。

在加强软硬件配备保障医务工作者安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单靠增加安检和安保力量、给医生普及防身术等，无法彻底避免突如其来的戾气和伤害。医患矛盾的发生，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仍待改善。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医改，增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加强对医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让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和医患和谐。

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是根本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告诉半月谈记者，医患关系时常陷入泥沼，主要是因为互相的信任基础脆弱，容易发生认识上的偏差，导致纠纷。这次疫情，是医务人员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的集中展现，也让不少人更清晰地认识了医疗行为的本质。

“疫情之下，我们感觉医患关系整体上变得和谐了。原因之一，就是在危难面前，更体现出医疗行为回归了公益性。我认为这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王岳说。

近几年，全社会对医师的人身安全都非常重视，但提高医院安全保障等级能够治标，却未必能治本。让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才是根本之举。医务人员的待遇也做好制度安排，从收入、劳动强度等多方面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很多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太大，很难做到“微笑服务”和人文关怀。

目前，三甲医院仍有很多门诊患者看的是常见病，也就是说，“看病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病不难”造成的，导致整个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生负担重。要进一步通过加强医联体建设，通过拉开基层和大医院报销比例等方式，引导患者在基层首诊，让普通患者和三甲医院医生“少见面”，实现合理分流，医疗资源实现合理利用。

在武汉市第五医院重症病区，江西省人民医院第一批援助武汉的护士陈钰浠制作“图解护理需求表”，以方便医患双方的交流。

合作愉快才能实现和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在武汉一线支援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告诉半月谈记者，医患关系是医学里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病人会有恐惧、焦虑的情绪，一些人来看病时其实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情感。

作为医生，必须正视这些情绪，因为每个病人的表现会不一样，有人会压抑，有人会烦躁。如果医生缺乏同理心，没有扎实的临床交流沟通技巧，就无法深刻地理解病人的所思所想。

“做医生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李海潮说，我们要求年轻医生要建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也就是把病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来看待，其社会角色、社会关系、思考问题的方式、心理特征等，都与治疗有着密切关系。

比如，一个很平静地接受无创通气的患者，和一个很烦躁、焦虑地接受无创通气的患者，效果肯定区别很大。平静的人氧耗量很少，治疗效果会更好。在极端情况下，心理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医生一定要给患者恰如其分的关怀。

患者也是需要配合医师的，需要规范行为。这与健康素养和教育素养有很大关系。

很多问题是复杂的，需要医生主动直面现状，主动沟通。当患者面临生死关头，医患共同决策，医生和患者、家属做好沟通尤为重要。

比如，有些患者做完气管插管后，家属却后悔了，插管的患者已被镇静，无法再和家人交流，如果抢救没有成功，患者无法交代后事，很可能留下终生遗憾。类似这样的医疗行为，就需要医生向患者家属提前说明可能带来的改变和后果。 在医患关系的建立中，要把病人当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人去看待，而不仅仅是一个生了病的躯体。医生一定要平衡好科学和人文在医疗中的关系，技术很重要，人文也不能放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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