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链接：http://news.cntv.cn/2014/11/01/VIDE1414853636238112.shtml
嘉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乔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平
收到二审判决书之后四位老人特意去了趟公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两个孩子，虽然我国目前禁止代孕但老人们并不掩饰，他们的确希望孩子留下的胚胎能变成生命。
女方母亲：“我们也没有这个胆量去做这个违法的事情，我们会等待政策吧，如果真的有代孕的政策的出台我就是想要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个胚胎也有我们的基因，我们的血脉在里面，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讲究这个血脉的传承嘛。”
老人们坦言曾经打听过地下代孕中介，他们对这样的中介并不放心，而且也不想违规，他们内心还是希望未来有一天能等到政策的变化。
男方父亲：“地下代孕这一块五花八门这个太多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办法太多了对吧。”
记者 王晓清：“国家不允许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就做不了是这意思吗？”
男方父母：“对有哪个法律去阻止它了，我感觉没有。”
记者 王晓清：“你们希望有一天能有政策放开。”
男方父亲：“放开什么事情效果有一个规范化的话肯定要好一点对不对，地下代孕这么兴旺它肯定有需求。”
对于地下代孕市场本台曾经做过调查，记者通过暗访接触到了一家代孕中介，从他们的介绍中能看到地下市场存在各种乱象，例如选择婴儿的性别。
代孕中介：“包生男孩是120万一个双胞胎情况下如果是一个代母生双胞胎再增加30万，也就是一个代母怀两个男孩的情况下你要报走这两个男孩需要150万，如果是早期发现两个月当中如果是女孩的情况下咱们多付给代孕妈妈些资金让她流掉。”
目前地下代孕市场究竟是怎样的现状，哪些人有这样的需求，代孕中介又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找到了一位愿意匿名接受采访的代孕妈妈。
代孕妈妈 小吴：“我是那种比较爱花钱的那种人，就是想挣钱因为打工的话也存不下什么钱，她们有的人做这个挣钱是为了家里的，为了孩子什么的，像我就是说为了我自己。”
记者 王晓清：“公司生意多不多？”
代孕妈妈 小吴：“客户很多，什么样的都有吧，就是想要男孩的比较多，或者想多要几个小孩，还是就是不能生育的。”
记者 王晓清：“有多大的一个需求你的感觉？”
代孕妈妈 小吴：“就是说客户很多，总是缺人总在找人。”
29岁的小吴是从2011年起成为地下代孕妈妈中的一员，三年多时间里她接触过不少代孕妈妈和代孕中介，多次代孕的经历也让她熟知整个流程。
记者 王晓清：“像场地是在地下的一些诊所还是说会到医院去做。”
代孕妈妈 小吴：“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吧，有一些地方是在正规的医院，然后还有一些租一套房子把设备搬过去，还有的会在美容院里面，就是在什么地方都有。”
记者 王晓清：“这个行业里面它需要正规医院医生的一些帮忙才能够完成吗？”
代孕妈妈 小吴：“医生就是都是专业的医生。”
记者 王晓清：“你当时做这个手术的地方是私人的诊所还是正规的医院。”
代孕妈妈 小吴：“是正规的医院。”
记者 王晓清：“做试管移植我理解，它应该需要一套手续是吧身份各方面。”
代孕妈妈 小吴：“这些就不是我们来操心的事情了，这个代孕公司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
记者 王晓清：“客户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向公司购买这样的一整套服务。”
代孕妈妈 小吴：“保证能成功的60万左右吧，给我们的是14万，他们都很挣钱的。”
一方面有女性愿意为人代孕，另一方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条产业链悄然滋生，在高额利润驱使下也有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参与其中，卫生部门也曾经进行过多次整治，但似乎收效不大屡禁不绝。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平：“我觉得应该去梳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
刘平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我国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就是在北医三院起步的，1988年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也是这里诞生。
刘平当年以助手身份参与了全过程，30多年来她接触了无数不孕不育的病患，其中大多数可以通过各种治疗解决，但也有几类患者从医学技术上说只能找人代孕，刘平说作为正规医院他们只能拒绝，但医院门口随处可见地下中介的小广告中介除了提供国内地下代孕还可以办手续让他们到一些允许代孕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代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平：“他们到国外去代孕的非常多，非常多，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以及再远点的到美国他们都去做代孕。”
记者 王晓清：“就是去允许代孕的地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平：“对一个旅行团一个旅行团的都是带到什么泰国去带到哪里去，被迫去很远的地方花更多的钱，而且他们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另外在国内的就是不能在正规的医院做，那就转入一些诊所，民间的一些诊所去做，甚至因为中国的打压中国这个行业现在是最火的一个行业。”
记者 王晓清：“您是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平：“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觉得他们对病人构成更大的伤害。”
由于在我国寻求代孕只能是通过非正当渠道，一旦出现纠纷也就很难维权，北医三院院长乔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寻求代孕的人，代孕妈妈同样容易受到伤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这样一个商业化的操作，实际上伤害了几方的利益，在违法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她们完全是秘密的，她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证，比如说她出现了流产出现了宫外孕出现了对她的身体造成伤害的事情，其实她是没有一个法律的保护的。”
乔杰所说的情况在我们采访的代孕妈妈小吴身上就发生过，她在三年里先后做过6次胚胎移植手术，其中有4次成功受孕，但这4次里有三次都在怀孕初期就流产了，而第四次怀孕到7个月的时候胎心忽然停跳被迫引产，这个过程给她身体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
代孕妈妈 小吴：“这个付出的是自己的健康，要吃一些保胎用的药，打的那个黄体酮针都是跟激素有关系的，我长过子宫肌瘤，得过抑郁症，我以前身体是很好的，现在月经都不正常了，但是在我接触这个行业之前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有这样的风险。”
记者 王晓清：“如果说回头让你再选择的话你还会做这件事情吗？”
代孕妈妈 小吴：“不会再做了害怕了，没接触这个行业之前就是有很大的诱惑，就在想生一个孩子就有十几万，那反正女人早晚都要生孩子的嘛，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谁知道这个试管婴儿跟自己正常的自然受孕是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由于小吴多次怀孕都没能成功生下孩子，代孕中介拒绝付给她当初承诺的费用，她最终只要回了其中的一部分。
记者 王晓清：“你们当时会签这个协议吗？”
代孕妈妈 小吴：“不会签了也没用，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受法律保护的。”
记者 王晓清：“那靠什么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代孕妈妈 小吴：“把事情闹大了他肯定就会把该给你的钱给你了，因为他们毕竟不合法。”
记者 王晓清：“也怕人知道。”
代孕妈妈 小吴：“对害怕一些相关部门去查他，有些女孩她不敢闹事就只能吃亏了。”
记者 王晓清：“出现这个纠纷需要去闹这样的情况多不多？”
代孕妈妈 小吴：“很当，客户觉得小孩死掉了，他不想给这些钱了，代孕公司也不想管，能不赔就不赔你。”
除了这些现实问题医学专业人士更担忧的是如果地下代孕市场这么操作下去未来还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未来的近亲结婚，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遗传物质来自于哪一位，没有数据登记的这样的一个乱象持续下去的话那么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要到三代五代之后明显地看得出来的，那个时候可能就为时已晚了。”
记者 王晓清：“您觉得像目前这种现状地下操作下去可能对未来带来的问题会更严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对出现这样的乱象的时候一定是有需求，那么应该是宜疏不宜堵，那么你真正能够保护了真正需要者的这样一些权益的时候你才可以打击违反这个规定的。”
记者 王晓清：“您觉得如果有正规的渠道可能这种地下的反而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对就像精子库那么当有了正规的以后地下的精子库就基本上没有了。”
代孕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争议强烈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适当放开，也一直有人支持全面禁止，我们就这个问题询问人们的看法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记者 王晓清：“你觉得代孕这样的科学技术它应不应该允许被应用呢？”
市民：“没什么不应该的我觉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市民：“代孕这个东西吧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记者 王晓清：“你觉得不能接受是吧？”
市民：“对，因为代孕这个出台的话又会引起很当很多的社会上的很多的问题。”
市民：“这个人主动愿意去这样做的话才是可以的，肯定我们是不能强迫别人的。”
市民：“你不能够生小孩我觉得这个是老天注定的吧，还有很多放法有领养还有其它的方法，但是不能够说你让别人去代孕，因为里面那小孩不只是精子和卵子还有血液所有的这九个月时间，那我觉得只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小孩自己想这里面有我的基因，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
目前英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等为数不多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放开代孕，而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全面禁止代孕，代孕从技术上说早已经成熟，人们所顾虑的是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那么最让人们担心的是哪些问题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