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发生率持续走高，近年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放开单身女性冻卵呼声日渐高涨。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建议对于延迟生育时间、保存生育功能的冻卵，可以“限制性开展”，规范管理、有序推进、试点先行。

作为国内辅助生殖领域领军人物，乔杰一直工作在妇产科临床一线，见证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历程。1987年，乔杰刚刚大学毕业，成为试管婴儿妈妈的管床医生，跟随北医三院张丽珠教授亲历了中国内地首例试管婴儿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性时刻。

生殖医学未来发展、临床医学研究及转化应用是乔杰始终关注的重点。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首席专家卢伟英提交了“关于允许单身女性冻存卵子”的提案，乔杰进行了附议。

“我们并不鼓励盲目的冻卵。”采访中，乔杰多次强调，之所以建议“限制性开展冻卵”，是因为冻卵并非进了“保险箱”，受限于卵母细胞自身特性以及现有冻卵技术水平，卵子冷冻复苏后妊娠成功率有限。另外，晚育本身也面临一些挑战和疾病困扰，比如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胎儿出生缺陷风险升高等等。

适龄婚育仍是最好的选择。“我特别担心未婚女性因为冻了卵反而更不愿意在适龄的时候结婚生育。”这是乔杰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也是业内专家共同的担忧。卢伟英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同样强调，提案并非提倡盲目冷冻卵子，加强生殖健康科普、提倡适龄婚育和优生优育仍是工作重点。

自1988年内地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经过35年的发展，中国能够提供辅助生殖技术的总体技术服务量和技术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仍有提升空间。乔杰呼吁，加强临床医学研究，开展生育力促进相关生物学过程原创性机制，破解疑难生殖障碍疾病诊治和出生缺陷防治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提升生育力的新技术及新产品，加快从实验台向生育力促进应用场景的国产化进程，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减少进口依赖。

以下是财新记者对乔杰的专访。

冻卵技术不是“后悔药”，适龄婚育更重要

财新：今年两会你的提案关注哪些话题？

乔杰：我自己的主提案有三个，一是关于推动完善医药领域科技创新全链条的治理体系，加速医药领域技术产品产业化进程；二是关于加强医院诊疗和医保等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共享和利用，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高质量的科学证据。由于缺乏完善的共享机制，这部分数据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分析和使用。这些数据对于疾病现状的分析、未来政策的制定等等，都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间。

第三是关于长期可持续的危重症救治体系的建立。这有感于新冠疫情，危重症人才队伍尤其医务人员涉及多个学科，在不同学科中比如呼吸学科、妇产学科都有重症救治的医生，学科互认非常关键，目前只有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可以进行重症医师资质认证，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也不利于人才的调动使用。我建议，在现有重症医生培训和认证体系之外，增加面对专科医师转岗需要的专科重症医生培训方案和资质认证标准。

除此之外，我还对部分委员提案进行了附议，女性生育力保存，例如卵母细胞冻存，也就是老百姓呼吁的“冻存卵子”，以及国产辅助生殖产品研发绿色通道等话题，这些是卢伟英委员提出的建议，我都进行了附议。委员们联合起来可以提出更多的建议意见，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教育、科研和临床，以及生殖医学的发展。

财新：你提到女性生育力保存，冻卵的话题大家一直特别关注，我们也了解到最近国家卫健委在征求专家关于女性生育力保存的意见，包括建立卵子库等等，你附议的提案和这些相关吗？

乔杰：对，因为北医三院是国家人类辅助生殖质量管理专家组办公室及国家产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所在地，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进行妇幼健康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政策研讨，加强事前、事中、事后质量管理和规范服务等等，目前我们在征询各方面的意见过程中。同时也在探讨，中国人口生育率低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辅助生殖技术的有效性、安全性及人口健康生育率，完善针对高育龄人群的医疗服务保障。

冻卵是把“双刃剑”。目前，卵母细胞冻存技术卵子主要应用于不孕症治疗中取卵当日无精子的应急冷冻、剩余卵子保存，以及在肿瘤患者的生育力保存中尝试应用，还未对健康的未婚未育女性开放。基于当下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形势，我认为可以“限制性开展”，循序渐进的推进，规范管理、试点先行。但这项技术不是“后悔药”，也并非万无一失，如因为有冻卵而错过适宜的生育时期，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卵母细胞有其自身特点。它是人体内最大的细胞，它的纺锤体在冷冻过程中极易受损，因此卵母细胞的存活率要低于胚胎冻存的存活率，冻存胚胎平均每3个可以诞生一个新生儿，而冻存卵母细胞平均20个左右才有1个活产。

这由卵母细胞的特性决定，也是目前的冻存技术比较难以再攻克的难关，所以对于卵母细胞冻存技术是否在未婚女性中应用，专家们确实有争论。我们这次的提案还是建议可以有序开展，在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这个技术是可用的，可以在临床上开展，这是我们的建议。

目前国内对仅针对罹患肿瘤或特殊疾病的女性，因为肿瘤治疗过程可能损伤卵母细胞，在告知患者利害后，可以在治疗前冻存卵子保存生育力。整体而言，卵母细胞冻存在国内相对应用不多，仍是一项在探索中提升完善的技术，应用也是限制性的。

一定要强调的是，生育力保存不是进了保险箱，无论卵母细胞还是胚胎冻存，都会有冷冻复苏后不能使用而带来卵子、胚胎损失的概率。另外，晚育本身还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和疾病困扰，比如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等。

现有医学干预手段在不断进步，在未来，这些技术可以逐渐被更多地应用。对不孕症患者，尽早开展助孕治疗，可以更好地完成生育过程。对健康人群，建议还是应该尽可能在生殖“黄金期”，自然生育。

我们不鼓励健康女性盲目冻卵。我们提倡尽可能在合适的年龄自然怀孕，在黄金生育期自然生育。这也是我感到特别矛盾的一点，特别担心这项技术让未婚女性误以为冻卵就是把自己的生育力放进了保险箱，更不愿意在适龄的时候结婚生育，造成终身遗憾。但单身女性个人意愿希望保存生育力，也明确地了解卵母细胞冻存的利弊，确因各种原因年近35岁近期还难以成家的，我个人的观点，也支持她们的选择。

财新：所以我们提倡普通人群自然生育，但也可以在合理规划、有序发展的前提下，去探讨这个群体的女性生育力保存这个选项。

乔杰：对，可以开展，限制性开展就是一定要反复向非医学指征有冻卵意向的未婚女性充分介绍清楚冻卵的利弊，建议其尽可能适龄自然生育。

财新：与普通人群相比，肿瘤患者更需要做生育力保存，目前公众的接受度怎么样？

乔杰：这个确实是特别值得去宣传，让大众有更多了解。一旦患者被诊断为肿瘤，大家首先是对生命的担忧，对治疗方法的选择等等，所以也有很多患者不知道可以做生育力保存，或者知道了以后也顾不上去选择这个方法，此外还有一些治疗手段确实时间紧迫，等患者知道这个方法后，已经因为应用的药物或者接受放射治疗对生殖细胞产生了影响，这时候再冻存效果也不好。所以在提高对育龄肿瘤患者群体的医疗服务治疗保障的同时，扩大生殖健康知识普及和生育力保护保存的宣传是很必要的。

财新：临床医生对女性生育力保存的认知情况怎么样？

乔杰：我们也在做多学科交叉，比如对乳腺外科、血液科，我们经常有联合的学术活动，希望医生们更多了解。同时，将妇产、生殖、儿科、公卫、遗传等相关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也与相关管理机构联合攻关，共同加强对全生育周期不同阶段妇幼健康和人口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防控。与健康女性冻卵相比，我们更希望推进肿瘤患者的生育力保存，为他们把“希望”留住。

财新：大家还比较担心冻卵前取卵的过程对女性的伤害，可以从技术方面做一个科普吗？

乔杰：目前卵母细胞的获取是通过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取卵，对女性的损伤是比较小的，而且可以多次重复实施，手术取卵操作可能有出血、感染等风险，但发生率都非常低。相对多见的是促排卵药物应用可能带来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当然，在促排卵过程中，我们会选择比较温和的促排卵方案。

财新：从技术层面看，精子冻存是不是比卵细胞冻存更好实现？

乔杰：卵母细胞的体积大概是精子体积的8万倍，稳定性要差得多，不但对冻存技术要求更高，冻存后易出现细胞的损伤。另外，卵母细胞的数量也远远低于精子。

财新：除了技术层面的考量之外，伦理层面是不是也是推动普通女性生育力保存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乔杰：从伦理上还是比较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冻存的是女性自己的生殖细胞，在未来可以妊娠的年龄去怀孕，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我还是特别想反复提醒女性朋友的是，年龄是影响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生育年龄推迟将大大增加生育风险，不仅包括卵巢功能及卵细胞质量下降、胚胎染色体异常、还有妊娠期母体安全和妊娠期并发症对胎儿的影响等，所以，适龄生育最重要。

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已走在国际前列

财新：从全球的范围看，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在什么水平？

乔杰：目前，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39家。中国是辅助生殖技术实施量最大、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技术服务种类全，安全性高，治疗成功率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相当，并且在部分研究领域，比如着床前遗传学检测技术上处于国际领跑地位。

原因是在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开展有着严格的政策和法律的限制，辅助生殖技术开展门槛高，实施机构在牌照申请、获医能力、人才培养机制、管理体系建设、设备资金实力等方面有较高的门槛和严格的监管控体系。

所以，不孕患者可以放心的在国内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但全球范围内来看，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总体成功率仍低于40%。尤其35岁以上女性，治疗周期可能达到3个以上才能获得成功妊娠，还可能出现流产、早产、妊娠期并发症等风险。

目前常规的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工授精（AI），指的是把精子在体外处理后，注入妻子的子宫腔，因为人工授精只帮助精子上行，并没有解决输卵管的问题，所以成功率在10%~15%之间，国际上也是如此。

最常用的辅助生殖技术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这项技术和患者年龄、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关系比较大，国际间技术差别不大，尤其国内，很多辅助生殖中心这项技术实施量比较大，经验较丰富。

总体上，不管是在技术服务水平还是行政监管上，我们的工作都已布局相对全面，并在不断完善。

财新：国内对不同的辅助生殖技术通常称第一、二、三代辅助生殖技术，这与技术水平有关系吗？

乔杰：听起来，似乎“一代更比一代强”，但事实确是医学上并无此类说法。所谓一二三代不过针对的是有不同病症的人、适合哪些患者应用。比如常规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适合女性输卵管不通，有排卵障碍、经过促排卵失败等普通患者，属于精子、卵母细胞的“自由恋爱”；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即俗称的二代技术，它是针对严重少、弱、畸形精子症或者梗阻性无精症男性患者采用的特殊技术，是技术人员对精卵进行“包办婚姻”。

所谓三代，即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常用于已知的某些单基因遗传性疾病、染色体数目或结构异常、性连锁性遗传病的携带者胚胎的性别筛选、有可能分娩遗传性疾病后代的高危夫妇进行的特殊检查。目前已知单基因遗传病超过7000种，有几百种常见的，已经在胚胎植入前进行遗传学检测及明确诊断，帮助很多家庭实现了优生优育。现在这项技术使用范围相对扩大，它可以同时检测染色体异常和单基因疾病，目前也用于复发性流产反复着床失败的女性，但主要针对有遗传病的家庭。其实它比单精子注射技术更早在世界范围内实施。

实际上，要看不孕夫妇有什么问题，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不需要用顶尖的技术，越少人工干预越好。比如女性输卵管不通就用常规的试管婴儿技术，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一代技术就够了。胚胎质量主要取决于卵母细胞和精子的质量，也就是准父母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健康状况。

辅助生殖技术在其他方向的拓展目前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一定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辅助生殖就是辅助帮忙，一定是帮忙不添乱，所以它的有效性很重要，安全性更重要。简言之，一味追求所谓升级换“代”并非良策，最适合、最自然的才是最好的。

财新：目前学界对辅助生殖技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乔杰：比较关键的还是如何提高卵母细胞的质量，提高精子的质量，提高辅助生殖成功率，找到多次失败的原因。生殖受多方因素影响，既包括“种子”，即卵母细胞和精子，也包括“土地”，也就是子宫内膜，还有内环境和大环境，那就是子宫的环境和全身的环境，也要继续研究这些因素对生殖的影响，以及如何既有效又安全的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

财新：卵母细胞的质量怎么提升？

乔杰：需要去研究，比如应用哪些关键性的因子可以提升卵母细胞质量，例如干细胞和有针对靶点的新药，这些都在讨论过程中，需要大量临床前的基础研究，在动物实验中验证，因为辅助生殖技术只要应用于人体，就可能对后代产生影响，所以需要非常谨慎，要有比较长时间的基础研究验证，之后通过国家的批准才有可能在临床实施。

“辅助生殖技术是最后一站”

财新：是不是只有一少部分的不孕夫妇可能会用到辅助生殖技术？

乔杰：我们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中看到，只有一半的女性不孕患者知道来就诊，有一半的患者是不来就诊的。在就诊的患者中，大约有10~20%需要采取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对于大部分不孕患者，找到病因对症治疗就可以，比如对于不排卵的患者，我们会用普通的促排卵药物；对于输卵管堵塞的患者，可以进行输卵管通畅性的检查或者腹腔镜治疗，都能帮助到患者。辅助生殖技术基本上是最后一站。

财新：之前有分析提到，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和发达国家相比是偏低的。

乔杰：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渗透率是比较接近正常的。但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并不太愿意用“渗透率”的概念，因为辅助生殖技术是医疗行为，有它可应用的范围，有适应证的人、有需要的患者才来做，而不是扩大医疗、推动应用市场的手段。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是让患者知晓技术使用的利弊、适度应用的技术。

财新：也有观点认为说，现在国内有很多具备适应证的夫妇，可能受限于一些现实的原因没有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乔杰：经过多次调研，全国500多个辅助生殖技术中心以及专业医务人员，基本满足目前患者需要。

财新：晚婚晚育背景下，高龄生育人群增多，会带来更多的辅助生殖技术需求吗？从数据上能明显感觉到辅助生殖需求的上升吗？

乔杰：总体辅助生殖的实施量是较稳定，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人来做辅助生殖。的确，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开放，国内高育龄妇女的生育需求得到明显释放，对于有生育意愿的不孕不育患者基数将稳定增长，且其中高育龄人群成为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主力人群，其年龄结构变化、认知程度提高及支付能力提高，也将进一步带动辅助生殖技术需求的提升。但整体生育意愿在下降、育龄女性人数锐减，且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周期比较长，近三年疫情给患者就诊带来不便，大家也担心感染对胎儿可能的影响等等多种因素，所以辅助生殖技术实施量实际是略有下降的。

财新：辅助生殖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应用中还存在哪些现实困难吗？

乔杰：如果从国内的角度，现在全链条上国产的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发提升质量，比如目前在技术实施中涉及的药品、试剂、耗材、设备等的国产化仍偏低，如常用到的培养液、冷冻液，这些进口产品更多一些，希望国内可以加快自主研发提升生育力的新技术及新产品，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为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种选择，质量更进一步提升。

财新：从法律层面看，辅助生殖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是不是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厘清的问题？

乔杰：对，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其应用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颁布于2001年，随后陆续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等等。在技术实施过程中，比如胚胎的长期保存、胚胎的归属、婚姻状况发生变化后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伦理问题等等，都要由专门的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进行技术实施。但目前司法层面并未将行业管理办法纳入法律执行范畴，使得社会伦理及负面舆论风险大大增加。同时，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也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适当修改。

财新：你和北医三院的团队一直也在做不孕不育流行病学的调查，从2007年起到现在的四次调查中有发现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吗？

乔杰：从整体趋势看，不孕率有所增加。被调查人群中，17.6%的育龄妇女曾经历过不孕，其中22.7%无子女。此外，生育力下降也是一个大的趋势。超过30%的被调查女性卵巢储备异常，还包括卵巢功能减退、男性生育力下降。晚婚晚育、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健康保护缺失、不孕不育等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人口生育力水平呈持续衰减状态。

财新：你之前在发表于《柳叶刀》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不孕女性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局面吗？

乔杰：不孕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我们要尊重每个家庭、每位女性的选择。要让社会对不孕有更多理性的理解，对不孕患者来说，有不孕夫妻双方心理因素，压力情绪对不孕症的治疗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在减轻经济和家庭负担、鼓励女性生育的同时，也希望家庭及社会重视并理解女性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宣扬生育关怀，从个人、家庭、社会对女性进行全方位呵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财新：随着人们婚育年龄推迟，尤其“三孩政策”后高龄产妇增多，从临床来看，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会有一些明显变化吗？

乔杰：现在产前检查基本可以做到规范实施，孕产妇有规范的管理办法，也有出生缺陷监测，所以整体上出生缺陷率没有显著变化，没有看到明显的降低或升高，但可能内涵会有一些变化。

神经管畸形、严重先心病等一些大的结构异常明显变少，因为结构异常、染色体异常通过产前超声检查、羊水穿刺、无创游离DNA检查就能发现，可以降低比较明确的出生缺陷的发生，而且因为检测手段变多，大家的检查意识也提高了，所以一些其他的小的缺陷发现的多了。

财新：在当前人口形势下，从医学层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乔杰：人口问题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大家的生育意愿，政策福利、职业发展、收入保障、育儿教育成本等等，要依靠整体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地。现在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生育支持策略，这是特别利好的消息，希望能更多的落地，这样才可能提高健康人群的生育水平。

医学要将着力点放在“想生不能生”或“想生不敢生”人群的需求上，制定全国性专家共识、诊疗规范或临床指南，为他们提供精准辅助生育方案，重视高龄产妇妊娠相关知识和其身心健康，对并发症做好防护措施，使其“能生、生好”。同时，扩大生殖健康知识普及，倡导育龄人群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适龄婚育，减少不孕的发生。育龄夫妻应主动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教育及医学检查，科学孕育，降低出生缺陷和流产、早产等不良生育结局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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