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直留在您的微信列表里。”——这是一位妈妈发来的消息。

我的专业是复杂性双胎，包括双胎输血综合征和选择性胎儿生长受限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这个专业很小众，我做了快二十年了。

对于特别复杂和疑难的病人，我会加上病人的微信。我想知道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万一出问题，她们也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一来二去，微信里攒下很多家庭。

超出诊疗的联系

小梅（化名）从山东赶来，双胎输血综合征。胎儿镜手术很顺利，在超声引导下，通过腹壁穿刺口置入胎儿镜，用激光封闭双胎间异常的胎盘血管交通支，重新建立两个宝宝独立的血液循环。

本以为两个小宝宝这就脱险了，但没想到后续的随访中发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并发症——羊膜带综合征。一条羊膜破裂后形成的带子，像绳子一样紧紧勒在其中一个宝宝腰上。继续发展就会影响孩子腹腔脏器的发育，出生后再做松解，预后往往不理想。

摆在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减胎放弃一个，要么再冒一次风险做胎儿镜下松解。

一次胎儿镜手术的风险就已经很高，双胎总体丢失率高达30%，更何况要做两次。

孩子其他指标很好，我也不忍心放弃。权衡之后，我们决定再试一次。

手术做了很久。要在流动的羊水里，用剪刀一点一点剪开那根带子，既要彻底松解，又不能伤到胎儿极其娇嫩的皮肤。最终，手术成功，后续孩子腹围一点点恢复。两个宝宝34周顺利分娩，在当地进行了后续治疗和康复。

这些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经历过那么大的事，孩子的每一点异常，即便是一些常见的小病，家长总会忍不住想“这跟之前的双胎输血有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只是回条微信，对她们来说，可能是免去了一次身心俱疲的奔波。

这份“及时回答”换来的安心，让我多年来养成习惯，挤出时间回一下老病人的微信。

非共识，没人走的路

门诊里，我常给人留下“不近人情”的印象。我想帮助更多病人，很多人从外地来，很不容易，门诊最多能看到一百个病人，没时间多聊。

确实有问题的病人，门诊只能给初步方案，她们又有一肚子问题要问，我一般会约她们第二天到病房，通过床旁超声再做一次评估，也让家属一起参与，一起做出决策。

了解病人的家庭背景和疾病背后的故事很重要。但临床原则也很明确：母体损伤最小，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胎儿。只要有保留双胎的机会，我会建议做胎儿镜。

最近有一位患者中孕期得了妊娠高血压，孩子情况也不好，常规建议就是引产放弃。

她丈夫找到我，痛苦又绝望，说为了这个孩子已经奔波十年，好不容易怀上，希望我想想办法。

我们正好刚得到了一个北京市“非共识项目”支持——支持那些没被验证过的创新。她的病情符合，但在孕妇和胎儿身上做干预风险很大。沟通后，她选择了信任。

手术减掉一个，保留一个条件更好的。母体情况迅速逆转，从20周坚持到27周。孩子从NICU顺利出院，随访至今一直很好。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正是因为了解他们一路走来的艰难，我们才有更多信心去多做一些、多试一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肯定会替他们争取。过程确实挺艰难的。

把这件事做成，这辈子就值了

努力做事情的时候，我心里也压着很多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没办法，只能放弃了。我特别希望能给她们带来希望，能成功，能换来一个好的未来，但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我特别珍惜那些本该留下、却没能留下的孩子。宫内干预技术就是要尽力把能留下孩子留下，可我见过太多失败——复杂性双胎的减胎，操作门槛高、技术难度大，很多病人最后只能眼睁睁放弃。可她们对我都特别好。

每次想到这些，我心里都会哽咽。病人的信任给了我无比的动力，正因如此，如果有了并发症，我会特别内疚。尤其手术后，夜不能寐，焦灼地等着第二天的消息，像等待宣判一样。

上周做了4台手术，100%成功，终于证实了我们能做到，能帮到更多人。

新技术一旦摸索成熟，手术门槛会降下来，费用也会降下来，基层医生就能参与进来，病人不用再千里奔波。窗口期也扩展了，能在更早或更晚的孕周为她们提供帮助，从而更好地实践国家的优生优育政策。

把非共识变成共识——我这辈子要是能把这个做成，就值了。

重新选择，还会不会做医生？

不断帮助别人，还是很幸福的。

我的博士课题不是这个方向，最初的专业是出生缺陷诊断，后来转到胎儿宫内治疗。诊断之后需要治疗，算是领了个任务，大家一点点做起来，每个周末都需要一起整理资料，后来申报成立了产前诊断中心。

这些年，我一直与儿科韩彤妍主任保持着紧密沟通。产科这边尽最大努力延长孕周，一旦胎儿坚持不住提前分娩，韩主任的NICU团队会无缝接力，确保早产儿能得到持续的救治，真正健康长大。

干一行爱一行，慢慢成长，慢慢习惯，终于真的喜欢上了。

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