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演员在录制节目过程中突发心源性猝死离世，在人们对生命突然消失感到扼腕叹息的同时，“心源性猝死”这个词也反复出镜，刺激人们的神经，引发了不少人的焦虑。

心血管系统问题导致的猝死被称为“心源性猝死”，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我国心源性猝死的年发病率为41.84/10万，每年的心源性猝死约54.4万例，相当于我国每天约有1500人发生猝死。

人们往往觉得猝死的高危人群是老年人，但专家表示，目前中年人乃至年轻人也成为猝死的高发人群。此外，不同于人们认知的是，发生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此前多数从未被确诊过心脏疾病。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密切关注身体状况，不可大意。

 防患未然：关注筛查、评估和身体预警信号

“猝死中90%是心源性猝死，而心源性猝死的80%又是心肌梗死导致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崔松表示，知晓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尽早发现疾病的潜在风险，对于预防猝死的发生至关重要。

如何辨别自己是否是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崔松说，心梗是冠心病的最严重后果，男性大于55岁，女性大于65岁，且伴有1个以上的危险因素，就是高危人群，如果患有糖尿病或早发家族史危险度更高，需要进行冠心病风险的筛查。且现在冠心病发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长福表示，心梗的高危因素包括：直系亲属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男性55岁前、女性65岁前）、肥胖、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长期的精神紧张、长期口服避孕药物、偏好高糖高脂饮食等。

刘长福表示，虽然心源性猝死相对较难预防，但是可以通过优化生活方式进行一定的健康干预。身体处于熬夜、抽烟、醉酒、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过度劳累等应激状态下，血管都会受到损害，生活中应回避这些危险因素。

对于高危人群来说，缺乏医学指导的不当运动训练，也是心源性猝死的一大诱因，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医务监督医师朱敬先建议，如果有慢性病，应先到医院进行简单评估，看能否耐受新的运动项目。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到达一定年龄，也应该到医院对心肺功能和骨关节系统进行评估，以调整运动量。朱敬先说，普通人应进行以保障健康为目的的中等强度运动，极限运动对机体是有一定风险的，不建议大众过多尝试。

此外，高危人群尤其是中年人应该关注身体的预警信号，北京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刘德平表示，心梗典型的临床表现是胸骨后或心前区呈压迫感、烧灼感、窒息感的疼痛，也可能在后背、左臂，甚至颈部、下颌，或者剑突下有发紧的感觉，疼痛剧烈而持久，还可伴有面色苍白、恐惧、大汗淋漓、濒死感等。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警惕心梗的发生，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院外急救：与死神“争分夺秒”的赛跑

据统计，我国有87.7%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外。一旦不幸发生心梗等意外，目击者就要面临一场与死神“争分夺秒”的赛跑。

“提高心源性猝死患者抢救成功率的关键在于尽早实施有效抢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主任马青变表示，目击者应首先进行心肺复苏，为医务人员到现场抢救赢得时间。欧洲目击者心肺复苏可以达到60%，但是我国公众心肺复苏普及率很低，现场目击者实施心肺复苏更是非常少见。

“85%-90%的猝死主要原因是恶性心律失常，也就是‘室颤’。”崔松说，及时除颤是迄今公认制止心脏猝死的最有效方法，对于院外发生的猝死，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简称AED）的推广使用，对于提高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有着重要意义。

医学研究表明，在心脏骤停发生1分钟内进行电除颤，患者存活率可达90%，3分钟内进行，存活率达70%，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则下降7%-10%。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4分钟”内，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和除颤，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挽救生命。

“目击者给予患者AED除颤非常重要，AED的本身就是设计给非专业人士用的，通常仅需要开启电源、将贴片贴至患者身上，AED便会自动分析心律，判定是否需要电击，操作者只要依照机器的指示执行，直到专业医护人员到达。”马青变说。

但是目前我国AED还非常不普及，仅有少数公共场所有配置。因此我国在院外发生的猝死救治成功率仅有1%，而在美国成功率已接近40%。多位专家表示，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民众急救知识的普及公共场所AED的科学配置。

公共服务：急需多部门协作、多环节衔接

以使用AED为代表的院外急救，是一项与每个人生命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但目前仍面临设备少、维护差、不会用、不敢用的问题。

其实普及急救知识、推广AED设置顶层设计层面已有制度性安排。今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到，鼓励、支持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和急救中心等医疗机构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全民应急救护知识，使公众掌握基本必备的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行动还提到，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配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场、车站、港口客运站、大型商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急救药品、器材和设施，配备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并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从制度设计的组织安排中不难发现，院外急救考验的是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买”需要财政资金支持，“管”需要公共场所责任主体管理维护，“用”需要卫生行政部门指导，“教”需要教育部门、公益组织配合。总之，需要多部门协作、多环节衔接才能补齐目前公共服务短板。下一步还需各部门、组织通力协作，将顶层设计的公共服务落地，真正惠及群众。

本文转载自 新华视点

记者：王秉阳（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