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病人远道从外地来，就是希望经过我们的检查进一步确诊。既然我们在检查中已经发现有四五处临床表现不支持原诊断，作为一名医生就应该引起重视。可以从教科书或者网上查找资料，充分检索，破解疑点，获得正确的诊断。否则就容易漏诊，或许还会因此放过一个新发病例。同时，盲目地认同原诊断，不但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而且也不利于自身水平的提高……”

这是2004年5月的一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一次例行业务会，大家在对一位由外地来的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的患者在进行病情讨论。正在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神经科主任、运动神经元病专家樊东升教授。樊东升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对年轻医生的严格要求，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樊东升是目前全国唯一以运动神经元病为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在全国神经科学界独树一帜的首席专家，并且也是一名留学回国人员时，欣然前去采访。 有资料显示：MND即运动神经元病，是一种选择性侵犯人运动神经元的进行性恶性神经系统变性病，在临床上的表现有时与很常见的颈椎病类似，死亡率极高，通常2~5年后的死亡率高达80~90%，因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远高于很多恶性肿瘤的不治之症。该病发病率约5/10万。据此推测每年我国新增病人达7万人，由于主要好发于中年人群，所以社会危害性极大。 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黑洞理论创始者斯蒂芬•霍金是该病的患者，一直瘫痪在轮椅上。这种病的发现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它最残酷之处是即使到很晚期，仍然头脑清楚，思维不受任何影响。迄今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够治愈该病，甚至没有任何方法能够终止它的不断恶化。揭开MND的谜底，彻底攻克这一世界难题，是全世界神经内科专家所共同面临的课题。

5月里的一天，我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采访樊东升。

一见樊东升我忍不住笑了：他外面穿着白大褂，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衣、很规矩的领带，特别是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如同我印象中的大部分留日学者。所以，我脱口而出：“如果我事先不知道你是留学日本的，一看你的模样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樊东升一愣，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待我解释了我对各国留学人员的印象时，他也笑起来并且放松了许多。

樊东升说，像老年痴呆病、帕金森病一样，运动神经元病也是一种典型的神经变性疾病，简单来讲就是神经细胞不明原因地死掉，运动神经元病是脊髓和大脑的运动神经细胞不明原因地死亡，病因迄今不明。研究普遍认为MND与神经营养因子缺乏有关，这是近年来MND病因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之一。

其实，樊东升早在攻读硕士阶段就开始了对MND的关注与研究，他的毕业论文“胸锁乳突肌肌电图在MND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意义”曾获得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论文在国外杂志发表后，被多次引用，有关结果也被收入高等医学院校《神经病学》教科书及我国新近颁布的MND诊断标准之中。但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由于日本导师是研究帕金森病的，所以樊东升只好凭着自己在相关资料上的了解，按导师的要求研究帕金森病。即使在那一段时间里，樊东升也没有停止过对MND的关注。由于对于帕金森病的研究治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突破，而MND的研究与治疗在当时还没有任何进展，喜欢挑战的樊东升回国后决定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确定为MND。

樊东升的“863”课题，主要研究使用腺相关病毒载体共转导四种不同作用源的神经营养因子基因。首先通过离体细胞模型验证多基因共转导的有效性，再使用所制备试验动物模型为对象、以肌肉注射为基因转移手段，通过分组模型动物的疗效比较，寻找各载体组合的最佳疗效比例配方。

干细胞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自我更新能力和多项分化潜能的细胞，近年来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可能性用途方面也引起了医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把神经干细胞直接移植到成年鼠脊髓损伤部位，可以明显减轻脊髓损伤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基于这样的事实，樊东升的“211工程”课题就是试图通过对MND动物模型椎管介入干细胞移植治疗效果的研究，达到最终在临床上开展经椎管介入MND干细胞治疗的新技术，以寻求MND临床治疗的重大突破。临床采用这一技术治疗，对病人损伤小，可以反复多次进行，所以，不仅对MND，也包括对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干细胞治疗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实用意义。 目前，樊东升的有关基因治疗和干细胞治疗研究已经与国际上基本同步，并取得了初步可喜的进展。最近，在一个中国MND家系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突变位点，部分患者在治疗研究方面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同时，作为一名研究治疗MND的专家，樊东升正在积极参与筹建“中国MND协会”以帮助更多的MND患者及其家属面对这一灾难性疾病。

樊东升是有着极强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采访中他谈到，美国和欧盟唯一批准治疗MND的一种药物“力如太”（仅可延缓该病的发展），费用4700/月，以全国每年新增5万病人计算，仅药费支出就达到282亿元。而这一数字，无论对于病人及其家庭还是对国家，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另外，MND主要侵犯40~50岁的中年人群，而这一人群是社会及家庭的支撑者，对这部分病人治疗方法的任何进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病人及其家属对这一疾病的研究进展关注程度非常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推动着我们的研究，”樊东升对此深有感触。

樊东升很忙，即使在接受采访，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所以，采访他的地点时而在他的办公室，时而在病房里。在病房里，看他亲切而又仔细地询问患者病情，抚慰那些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病人，我更多地了解了樊东升。

樊东升的籍贯是江苏镇江，本人出生在山东。因为父亲是一位军人，他自幼随父亲、母亲“转战”全国各地，所以，说起他小学、中学就读的学校可以排出一串儿。大学考入第三军医大学，本来顺理成章可以成为一名军医，但是大学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又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在日本自治医科大学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他回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做了一名医生。从神经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到神经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几年来，变化的是樊东升的职务、职称，不变的是他平和、谦逊，不事张扬的为人与性格。

曾经有一位留学人员说：“海归了，一味崇洋，不好；海归了，骂一通留学过的国家，也不恰当。这是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互相包容的全球化的进程中，留学的经历很宝贵。”我们的话题，自然少不了关于留学那段经历，尤其令樊东升感动的几件事，如今仍珍藏在他的记忆中。

留学的感受因人而异。樊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