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主任医师，教授

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原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北京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作为主要人员之一参与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和GIFT婴儿，冻融胚胎试管婴儿等各项工作；亲自参与完成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病例3000例左右，是单精子卵胞浆内显微注射助孕和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及多项衍生技术的主要完成人员。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科学和北京市科学进步奖一等奖等。

2016年9月2日，张丽珠教授真的走了，9月2日注定将成为我人生中要祭拜的日子。我一直感到，好像只有自己尽全力工作，每件事都义不容辞，只有这样才能心安，才对得起我与张丽珠教授结缘的35年。

1981年，是我在北医医学系本科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已经开始考虑毕业后的专业方向和科室选择。父母建议我做一名妇产科医生，但我却喜欢内分泌的实验研究，又对临床治疗的思考和探索充满好奇。这个时候，校园里张贴出北京医学院研究生的招生海报。我随即决定：我要考研。

就这样，我成为张丽珠教授招收的第8名研究生。

我踏入师门的时候，61岁的张丽珠教授，已是全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和北医三院妇产科的主心骨，个人威望和成就足以令吾辈仰视。然而，1984年，63岁的张丽珠教授又提出了新设想：要在我国开始“试管婴儿”技术的探索。她与北医组织胚胎系的刘斌老师探索临床和基础合作进行研究。

这么多年来，每当有媒体采访问起试管婴儿技术研究工作如何艰苦时，张丽珠教授从不愿正面回答。她是一位甘于奉献、实干、坚强不服输的人，每次在描述试管婴儿研究初期的情景时，她不会强调自己的成绩，反而总会提到她的研究生“怀抱着装有卵泡液的保温桶，穿过北医校园和操场，一路小跑送到组织胚胎教研室”这个细节。而这名研究生，就是我。

那个时候，我怀抱的保温桶中装有手术中抽取的患者的卵泡液，我们要从中找出卵细胞来，要尝试体外受精技术，这是试管婴儿技术的第一步。而每次我从手术室带走一份卵泡液，张丽珠教授都会在做完手术的第一时间找到我，询问是否找到卵母细胞，找到几个，之前的卵细胞受精及形成胚胎情况等。每次的失败，我都能在张教授脸上看到那种无以言表的失望。我理解导师的心情，对她而言，同样也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厚重的一个梦想啊！

现在也许很多人都无法想象，当时，张教授带领我们进行的最初几次胚胎移植是在北医教学楼胚胎教研组（二楼）的实验室里完成的。人卵体外受精实验成功以后，要把胚胎移植回母亲子宫中才有可能怀孕。要准备胚胎移植了，我们从医院搬去了担架和妇科检查床，移植完了要用担架把病人平抬着下楼，放在医院的救护车上运回病房。前两次移植不成功后，张丽珠教授认为必须改善胚胎培养和移植手术的条件。她到院里争取空间做胚胎培养室，几经努力，医院终于从住院楼二层腾出了一间资料室。房间大概十二三平米，窗户漏风我们就用医用胶布粘住，砖头水泥搭成的平台就是我们的实验台。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取卵手术室离实验室近了，张丽珠教授每次从5楼的手术室做完取卵手术都要下来直接到实验室了解获卵情况，之后几天又来问受精卵和胚胎发育情况等。经过十余次的移植失败后，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患者郑桂珍成功怀孕了，并且顺利完成了十月怀胎，于1988年3月10日成功分娩一个健康女婴。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张丽珠教授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神州试管婴儿之母”。

张教授在郑桂珍的整个孕期经常去看她，我也跟着去，全科当时都非常重视她。她在这儿待了一年，感觉都成自己的亲人了。郑桂珍给女儿取名“萌珠”，是为了感谢张教授给他们家带来这个最珍贵的礼物。萌珠叫张教授“奶奶”，叫我“刘平妈妈”，她和父母在甘肃老家生活，但我们时常联系，还专门接她在北京过生日。2019年4月15日，萌珠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当时做试管婴儿的郑桂珍已经当姥姥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最值得高兴的事了。她当时那么想要孩子，后来接受治疗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萌珠也有孩子了，这个家庭的幸福在一直延续。像郑桂珍这样受惠于生殖医学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人数不胜数，我们生殖医学中心总是会收到五湖四海的来信和新生儿宝宝的照片。在这里工作，我是幸福的，而这幸福，是张教授指引我体验到的，我又带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一起做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982年至今，从“师傅领进门”到为在我国建立“试管婴儿”技术并推动其全面发展的经历，我和张丽珠教授之间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我是幸运的，能切身受教于张教授的严谨务实、勇于担当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我们也会沿着她的足迹，把中国的生殖医学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