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医院战略转型新机遇”院庆60周年之科研分论坛成功举办
作者:审核:科研处   来自:健康界  时间:2018-10-12   文章点击率:  栏目点击率:

  “中国研究型医院战略转型新机遇”院庆60周年之科研分论坛成功举办

  10月9日下午,2018中国医院创新发展峰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院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战略转型新机遇”分论坛顺利举行。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技术与医药处处长张兆丰、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王发强、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张宁、分子心血管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董尔丹教授、巴塞尔大学欧洲药物研发中心主任Thomas Szucs、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莉副院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王天兵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龚启勇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毛颖副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结合办公室刘岩主任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宋纯理副院长出席本次论坛,对于研究型医院如何面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医疗需求、如何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医疗市场、如何积极正确地找准定位等问题,展开一场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外的深入探讨。

 

应运而生

“中国研究型医院战略转型新机遇”院庆60周年之科研分论坛成功举办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技术与医药处处长 张兆丰

    说到创建研究型医院,不得不先提临床医学研究。

  “医学科技创新发展正面临着巨大需求,解决好医学科技创新问题,要必须遵循自身规律。”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技术与医药处张兆丰处长一语道出临床医学研究发展的三“迫切”。疾病负担危机加速演进,医疗健康问题日益严峻,破解“看不了”和“看不好”的重大疾病防控难题,迫切需要科技支撑。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不规范”“不可及”“不方便”等问题依然存在,推动医疗服务供给改革,迫切需要科技支撑。通过强化疾病预防、减少疾病发生的方式,降低国家和群众的医疗负担,提升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支撑。

  正因如此,“创新主体活力疲软、临床研究链条薄弱、资源整合机制单一、临床研究数量及转化不足,以及缺乏临床诊疗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证据’,是我国临床医学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张兆丰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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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心血管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董尔丹

  “单一的学科知识、方法、工具等已不足以破解那些重大的科学问题,学科交叉研究和协同创新已成为大势所趋。”分子心血管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董尔丹表达了自己对“基础研究与医学学科发展态势”的几点分析。

  他认为,基础研究的内涵没有显著扩展,但外延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与创新的互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方面。科学在造福人类、服务国家、促进民生等领域的功能更加凸显。基础研究要获得更好的支持,需要主动适应国际和国内新的资助政策导向。政府或学科资助与科学共同体之间,应该建立起更加信任、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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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  王发强

  需求与环境促使研究型医院应运而生,那么,研究型医院需要具备哪些特征?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王发强提出了5个关键词:“目的”是提高疾病的诊治水平;“手段”是临床与科研并举;“关键”是培养高层次临床科研复合型人才(临床科学家);“动力”是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相结合;“标志”是具有高水平可转化成果。

  “以提高疑难危重病诊治水平为根本目的;以质量内涵建设为主旨要义;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内在动力;以临床与科研有机融合为基本方法;以数字化医院为基本形态;以造就研究型人才为根本支撑;以培育研究型学科为发展基础;以为人类健康作贡献为价值追求。”王发强指出,以上八个方面既体现了内涵本质的不同特性,也是深化研究型医院建设的关键靶点。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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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 龚启勇

  “研究型医院”的概念,自2003年在我国首次被提出,至今已有15年。2011年,“建设研究型医院”被国家多部门联合确定为国家指导医院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可见,创建研究型医院是医疗体制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

  “医学创新无论是在内涵、战略、管理,还是科技原创、临床研究,我们都希望实现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龚启勇,分享了该院在医学创新上的主要举措。

  首先,组建一流创新人才队伍。“我们在人才发展路径上设置了9个层级,从‘青苗孵化’到‘终身教授’,以覆盖各个年龄层级。”第二,搭建协同创新的学科平台,采取“一干多支战略”,围绕“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延伸出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国家前沿医学科学中心、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以及国家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第三,持续优化激励创新的机制建设。“可适时调整以临床创新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协同激励政策、制定前瞻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龚启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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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  张宁

  研究型医院坚持临床与科研并举, 在自主创新中不断催生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成果, 继而推动临床诊疗水平持续提高。

  “针对肿瘤转移,现有的治疗方法无非是用靶向药物杀死癌细胞,但真正能达到肿瘤部位的药物,不到1%,其余99%会给患者造成免疫系统损伤等副作用。”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张宁提出疑问,“我们有没有可能研发出无毒或低毒的抗肿瘤药物?”

  他以“肝癌转移的转化研究”为话题,从机制研究、靶点发现、药物筛选到临床研发,谈及自己的“医学创新”感悟。“纳米技术可以给我们带来新希望。”张宁坦言,“我们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给药途径,将不同药物放在一起发现了可观的裹药性与释放性,形成有效的联合治疗,药物毒性也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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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结合办公室主任 刘岩

  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医疗设备的升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结合办公室主任刘岩带来了关于“医工(医学+工程学)交叉助力医教研产协同创新发展”的精彩演讲。

  在他看来,现代医疗离不开高端医疗装备,人民健康更需要全周期的健康设备保驾护航,医工交叉是发展健康装备的必经之路。如何更好地发挥“医+工”结合之妙?刘岩指出两点:第一,协同创新,医学专家提出问题,工程专家解决技术。“临床医生知道患者需求,并将需求提供给工程专家。工程专家掌握技术和资源,继而转化为实际成果。”第二,人才培养。“培养既懂工程又懂医学的研究生,从而能更好地为医工交叉服务、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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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大学欧洲药物研发中心主任  Thomas Szucs

  除了国内专家的经验分享,来自巴塞尔大学欧洲药物研发中心主任Thomas Szucs的国际观点与视野,同样精彩。

  学术型医疗中心如何影响医疗服务?他认为首先要保证医疗质量,“研究型医疗机构要有广泛的社区人群作为基础;同时要运用电子系统等医疗服务做好信息枢纽,及时收集并回馈学术投资情况。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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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宋纯理

    作为论坛“东道主”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宋纯理总结了目前国内研究型医院的建设瓶颈,例如,从患者到医护对研究型医院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深、研究型医院的建设路径创新度不高、研究型医院科研与临床结合度不够、研究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不高等。

  在他眼中,建设研究型医院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科学的前沿是永无止境的,研究型医院没有统一标准,每个医院有自身的特点,没有最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研究型医院一直在路上。”

  本次分论坛参会嘉宾约200余人。北京市卫计委、医管局相关负责人,北大校内科研部、科技开发部,医学部科研处、产业办以及北大校内各院系科管负责人来到会场。北航、中科院及京内外兄弟医院科管部门负责人参加本场论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历任科研处老领导也参加了本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