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医学的温度
作者:韩启德   来自:健康报  时间:2018-10-23   文章点击率:  栏目点击率:

    ——《健康报》(2018年10月12日第05版

关于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的温度,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点体会。
  ■医生的态度也可以治病
  我10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昏迷三天后救了过来,除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护理却十分周到,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嘴里。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后来我学了医,1962年我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6年制。可惜学完3年基础课,还没来得及进医院,就去参加一年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失去了所有学习临床医学的时间,仅在1968年初获得过短短两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机会。记得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4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完内科学总论,接着就分组去门诊实习了,目的是学习物理检查。就在那里我接诊了从医生涯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位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我按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物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有学过任何别的临床课程,当然对诊断一头雾水。把病人领到老师跟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一下肚子,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给病人开出只有驱蛔灵一种药的处方。带女孩来看病的老伯伯临别时对我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他对我说,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了。50年过去,当时那位老伯伯的笑脸和他真挚的谢意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病人的痛苦促进了医生临床能力的提高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那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事中有一位老医生,仅在旧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常常告诉病人心脏有5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就能治好,他的周围却总是围满着病人。慢慢地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我渐渐学会了如何与病人说话。
  与此同时,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只要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情,就竭尽全力去做。卫生院只有一间药房、一间注射室和一间面积稍大的门诊室,遇到中毒性痢疾、新生儿肺炎、消化不良导致严重脱水等严重患儿,我让出自己的床,几天几夜连续观察治疗;没有抽吸泵,我口对口把堵塞患儿呼吸道的浓痰吸出来;急性心力衰竭病人需要快速洋地黄化,我连续几天骑车去病人家里看着病人按时按量服药,用几毛钱挽回生命;农民牙病多,“牙疼不是病,来时要人命”,等到来看医生时往往到了只能拔牙的阶段,我买来一把牙挺和两把牙钳,自学了麻醉技术,就给人拔牙;农村皮肤卫生条件差,脓疱疮病人多,久治不愈,我从民间觅来单方,加上自制外用药,基本能药到病除;碰到脱臼病人,我对着《葛氏小外科学》给病人复位,一分钱不花,立竿见影;妇女产后乳汁不下,我看农妇多数壮实,多为肝气郁结所致,用中药逍遥散和针灸,加上心理疏导,效果很好,求助者络绎不断。后来我到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学了两个月外科,建起手术室,开展一些腹部和五官科的小手术。总之,是病人的痛苦驱使我去努力做事,是病人促使我不断学习。说句实在话,也是在病人身上的实践让我的临床能力得到不断的提高,是病人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我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越来越得到农民朋友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病没有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我收治的病人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有时早上起床,会在宿舍窗台上看到手绢里包的几个鸡蛋或者几个白面锅盔,是老乡们送我的,但没有留名,仅仅想表达对我的敬意。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加纯洁、更加珍贵的情感吗?授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别人做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我很满足,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回忆这些,我感叹医学是有温度的。
  ■基础医学也是有温度的
  改革开放,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我选择了基础医学,从此进入唯物论医学的天地。开始时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还比较重视整体,1985年去美国进修后改为分子药理学研究,更加浸淫于还原论和机械唯物论。不过,潜心其中,我不断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批判精神,领略到科学的精微缜密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科学是人类探索未知本能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果实,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成为直接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基于我参与的α-1肾上腺素受体亚型研究成果,发明了新药坦索罗辛(哈乐),给很多前列腺肥大病人的治疗带来更好效果。在神经肽Y和β3肾上腺素受体刚刚发现的时候,我就做过它们的基础研究,后来居然都与肥胖挂上了钩,有可能在未来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的治疗。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我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体会到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有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工作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不能因为技术发展,而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
  2002年底,我当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相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15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在更高层面和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验医学。当非典和新型流感来袭时,我不仅看到病魔的凶险,还看到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威胁,也看到我国医务界白衣战士的英雄本色,看到在党中央领导下重建传染病防控体系,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看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令人心碎的情景,看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极不充分,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我有机会亲自参与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这些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还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有了一些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发展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夺命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以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是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了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作疾病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
  慢病确实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但当今人们对慢病的根本性质和成因缺乏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进化是以数十万年计的,从古猿人进化到智人经历了200多万年,脊柱仍然还没有完全适应直立行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400ml,7万年前,智人经历认知革命,而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农业文明花了6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1万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兴起只用了几百年时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里发生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进化是远远跟不上的,慢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应把主要责任赋予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东西方分别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以来,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还只是冰山一角,切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技术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我们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到壮年、衰老、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要与周围人群不断沟通互动,建立起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这些“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道理。60多年前照看我的护士,50年前感谢我的那位农民老伯伯,40多年前我在农村遇到的许多病人,大概都已经离开人间了。但是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已经变成我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医学首先是人学,医道首先是温度。
  今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回归北大,回归北医,回归北医三院。除了继续关心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为改革建言献策外,我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医学史研究和医学人文建设上。离开临床工作已经40年了,回到三院,我的临床知识基本归零,但我会像当年刚到陕西农村时一样,从头开始,虚心向三院的医生护士学习。我确定的工作目标,是努力使北医三院成为我国叙事医学的发源地和领头羊,为我国医学人文建设做出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原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根据其10月9日在北医三院建院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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