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三院

征文·叶鸿瑁:我和北医三院

作者:叶鸿瑁来自:本网时间:2018-9-21

  人物简介:北医三院儿科主任医师,教授,曾任儿科主任。

  我是北医三院的老职工,今年80岁了,1962年从北医毕业分配到北医三院儿科工作,至今已56年了。北医三院自1958年建院至今也整60年了。50多年来,我见证了北医三院的发展、进步。作为一个老百姓,我这里不掌握各种具体数字,我只想凭我的所见所闻来说明三院今昔的巨大变化。

  记得1962年我分来三院的时候,三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左奇,听说是位老革命,是部队里的医务人员,去世后她的一部分骨灰就埋在内科一病区前的一棵树下。当时的三院有一座5层的病房楼和一座3层的门诊楼,因为是新建,在三个附属医院中,三院的楼是最新的,也是最气派的,外宾来北医参观或留学生实习都是到三院来。

  60年过去了,昔日的病房、门诊大楼逐渐老旧,到处跑、冒、滴、漏。随着就诊病人一年年的增多,门诊变得拥挤不堪,走进门诊大厅,如同进了闹市,拥挤到无路可走。儿科门诊2~3个医生挤在1间诊室,诊室门口的小桌上摆满病人就诊的病历小本,病人及家属把诊室围的水泄不通,就诊条件十分有限,有人说,还不如社区卫生院。

  现在的三院,已今非昔比,近10余年来,我们相继建成了内科1、2病区,外科1、2病区和8层的门急诊大楼,除了普通电梯,还有现代化的滚梯方便病人上下楼,就医环境明显改善。现在我们儿科门诊每位大夫都有一间宽敞明亮的诊室,一台电脑,病人不再是堵在诊室门口,不断翻看病历小本,而是安静的坐在候诊椅上听候电脑叫号,顺序进入诊室。我们三院无论是医疗环境、医疗设备、住院和门诊人数、医疗技术水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巨大变化。如今,北医三院已成为全国一流的三级甲等医院,作为一个三院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参加云南巡回医疗工作

  50多年来我和三院一起发展,一起进步。三院取得的成绩也有我的一份贡献。1962年,我由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进入北医三院做儿科大夫,当年我的病人,有的现在已经当爷爷了,我现在又给他们的儿子、孙子看病。回想这些年的经历,感慨万千。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来做小儿科医生,由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到主任医师、教授,一干就是五十几年。儿科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把濒临死亡的婴儿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这么多年来,抢救了多少病儿是数不过来了,抢救“脸盆宝宝”的故事却让我难忘。那是90年代的一个夏天,烈日之下,一个满头大汗的壮年男子,蹬着三轮车,逆着车流冲进三院急诊室,车还没停稳,就跳下三轮车,端着车斗里的一个脸盆匆匆跑入儿科急诊......

  “大夫,大夫”他一边叫嚷着,一边掀开被报纸覆盖着的脸盆,候诊的患者和家属都惊叫起来。原来,不起眼的脸盆里,揉搓的旧报纸之下,竟然是一个蜷缩着、浑身青紫,发出微弱呻吟声的新生儿。当时,我已是儿科主任,我们迅速将患儿收入新生儿急救室,组织在场的儿科医护投入急救。为了挽救患儿的生命,我和我的同事们几天不回家,经过全科的奋力抢救,婴儿终于转危为安。家长非常感激,出院时给我们送来了锦旗。成功抢救病人的成就感,是我们的最大幸福。

  1989至2001年我做儿科主任,主持儿科工作12年,在黄德珉、罗凤珍等老主任的指导下,与李美珠、赵凤临两位副主任一起共同负责儿科的医、教、研工作,由于实行奖金制度,还要有人管奖金。当时人们看重经济效益,儿科不赚钱,经济效益不好,有的医院还减少了儿科床位,而我们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不但没有减床,而且完善和提高了我们的新生儿病房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后来成为海淀区危重新生儿转运中心,在北京市享有很高的声誉。

  1990年以前,儿科不是博士点,没有博士生导师,我们培养博士生要挂靠在北大医院名下,1990年我被批准担任我科第一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2名博士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们有的出国深造,有的成为我科的领导和骨干,有的分配到其他单位成为领导及学科带头人。

  退休后,我继续参加门诊及查房工作,每周参加2-3次门诊,2次病房查房。2005年开始被聘任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医院重要项目的决策及学术评审。1994年开始被聘任为北京市海淀区儿童保健专家指导组专家及高级医学顾问,参加海淀区的儿童保健各项工作的决策、培训、考核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评审等,曾2次被评为“儿童青少年工作先进个人”。

  2002年-2012年,我接替黄德珉教授担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为提高我国的围产医学水平,降低孕产妇及新生死亡率,提高孕产妇及新生儿健康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降低我国新生儿窒息的死亡率和伤残率,在我担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期间积极推动建立了由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中华护理学会、美国儿科学会、强生儿科研究院共同参加的“中国新生儿复苏项目”。2004年项目建立后,作为项目专家组组长,积极参加项目的工作,主持完成了美国儿科学会《新生儿复苏教程》第四版、第五版和第六版的翻译工作,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中国新生儿复苏指南,作为我国新生儿复苏工作的指导文件。

  10余年来我和项目的专家们,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不辞辛劳,到全国各地和边疆、基层进行新生儿复苏培训和现场指导。2004年至今,全国共培训了25万余名参与分娩的医务人员,在全国建立了各级新生儿复苏培训的师资队伍,提高了我国的新生儿复苏水平。

  10年的不懈努力明显降低了我国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从全国范围看,通过对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数据进行分析,2003~2014年全国婴儿出生窒息死亡率由531.8/10万下降为132.6/10万;新生儿因出生窒息24小时内死亡率由432.4/10万下降为79.0/10万;因出生窒息7天内死亡率由540.9/10万下降为125.1/10万,下降幅度分别达到75.1%、81.3%和76.9%。

  为此,我于2014及2015年获得了“中国儿科医师终身成就奖”、“中国新生儿科医师奖特别奖”、“百姓身边的优秀妇幼人”等奖项,2016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党员”称号,为北医三院争了光。荣誉应当归功于和我一起打拼的团队,归功于儿科,归功于北医三院。

  作为一名三院的老职工,我的大半生是在三院儿科度过的,我为北医三院、北医三院儿科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感到自豪,也为我对儿科做的微薄贡献而欣慰,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北医三院、北医三院儿科、为我们国家的妇幼卫生事业继续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