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三院

亲历·刘晓光:汶川大地震最初18天

作者:口述:刘晓光 采写:张芳来自:本网时间:2018-9-21

人物简介:1991年入职北医三院,现任北大医学部副主任、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疼痛医学中心主任。

我的成长经历

  1988年,我作为北医学生,生产实习阶段就来到了北医三院。1991年毕业后,正式入职于此。在北医三院骨科,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退行性骨病、肿瘤、外伤、微创外科。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在这里学习、成长。2006年至2012年,我一直担任北医三院医疗副院长;2012年至2017年,担任科研副院长。2017年5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分管医院医疗服务工作。

汶川大地震最初18天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震动了全国。里氏8.0级的大地震在瞬间摧毁了无数家园,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全国上下为逝去的生命哀悼,也为救援中蔓延的大爱动容。

  灾难发生后,北京立即组织医疗救援队奔赴灾区。我作为当时卫生部首批北京抗震救灾医疗队副队长,带队赶赴灾区,如今10年已过,伤痛虽在淡去,很多记忆却不曾褪色。

做了最坏的设想,却远不及现实艰苦

  当时,我在院里负责医疗工作。我们是第一批由当时的卫生部指派,赶往灾区的北京抗震救灾医疗队。5月12日地震发生,13日凌晨我们就接到指示,当天晚上,医疗队已经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城。自此,我们医疗队便开启了整整18天的艰苦救援。

  虽然此次震中在汶川,但由于地质特点等原因,伤亡最惨重的却是北川。地震中,北川县医院被震毁坍塌,上班的医护人员及就诊住院的患者全部遇难,无一生还。整个县城都是残垣断壁,瓦砾遍地,受灾居民尚未从灾难中缓过神来,一片混乱中,想找个人都变得极为困难。进北川只有一条路,路的一侧临江,另一侧是悬崖峭壁,路口被大石堵住,我和队员们只能背着包,沿石头缝隙爬进县城。

  由于没水没电没信号,路口又被封住,整个北川就像一座孤城。受灾居民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看着人们饿到饥不择食,我们主动将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分给灾民。当时没多想,可等自己也饿了两三天才感觉到,没吃的真不行。

  到了北川,我才真正意识到生命是多么的渺小、无助。只需要一个瞬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不见了。我们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北川县上游的堰塞湖突然崩塌,但由于通讯不畅,在县城救援的医疗队没能及时得到通知,直到发现城里的军队开始撤退,他们意识到可能有危险,才一路跟着军队跑出来,躲过一劫。

能不截肢就不截,他们还有未来的人生

  按照医疗原则,所有伤员都应先检伤,轻伤员进行快速处理,重伤员按照伤情不同进行分类,区别哪些是存在感染问题的,哪些是需要隔离的等。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人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救出更多人,却容易忽略医疗防护问题。医院的院子里、大厅里躺满了人,放置伤员的帐篷也是一个挨着一个,所有人混在一起,交叉感染风险极大。

  为此,我强令各医疗救助机构做好检伤分类,保证相邻帐篷间有足够的间距,甚至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发现一例气性坏疽的疑似患儿时,顶着压力,关闭了问题手术室,进行封闭消毒。之所以说“顶着压力”,是因为当时整个绵阳市可用的手术室非常有限,而排队要手术的伤员数量巨大,在此情况下,关闭一间宝贵的手术室,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

  经进一步检验,确认了患儿的气性坏疽诊断,但因为处理及时,不但患儿很快康复,也防止了疾病的传播,绵阳市再没出现一例气性坏疽的伤者。

  地震中,肢体损伤是最常见的一种。但受卫生条件和混乱现场所限,一旦伤处感染不治,伤者就可能面临截肢。对于这类紧急情况,直接截掉患肢,远比保下来风险更低,但能不截肢就不截肢。他们还有未来漫长的人生,装再好的假肢,跟保留下自己的四肢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为他们多做一些,他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为此,医疗队制定规范原则,所有准备截肢的患者都要经过专家组会诊,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最终,百余人受益于此,他们却可能至今仍不知道,做出保肢的决定对医生们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

救人是唯一的信念,苦累危险早已置之度外

  地震灾区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余震。不到20天时间,医疗队经历过数千次余震。

  北医三院医疗队每天平均工作18~20个小时,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在颠簸的车上打个盹,然后再次投入工作。一个深夜,忙碌了整天的医疗队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却发现自己的帐篷里住进了四家受灾群众。只是稍稍一愣,大家就选择了露营草地,第二天还有繁重的救援工作在等着我们呢。

  早期的救治工作之后,就是防疫工作的开展。顶着酷暑,我和队员们几进北川,走村串户为灾民发放药品,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由于北川的村庄很分散,经常是进一个村,就要翻一座山,每到一处甚至需要5个多小时。就这样,在倒塌的废墟中,在尸体腐烂的恶臭中,医疗队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一家一户地巡诊下去。有人问我们怕不怕,那个时候,我们就靠一个‘救人’的信念支撑着,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辛苦中也有温情。当地村民偶尔在废墟里挖出一点粮食,两块腊肉,就会做成腊肉米饭,送给我们。这点荤腥,对每天以面包、方便面果腹的医疗队来说,不啻为一顿丰盛的大餐。北医三院的领导也在关心着我们,有一次,和三院领导通话,当领导问大家最缺什么的时候,我不禁脱口而出“有块肉吃就好了……”结果几天之后,院里真的想办法给大家寄来了肉罐头,这让其他地方来的救援人员羡慕得不得了。

改变的是对生命的理解,收获的是有效应急体系的建立

  为尽快开展工作,在飞往灾区的途中,我与其他分队长就讨论研究出了一套工作体系,主要包括五个系统,即指挥系统、医疗救治系统、医疗保障系统、物资保障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同时,体系规定了各种工作流程,严格的信息沟通上报流程便是其中之一。

  从到达灾区的第一天起,每个夜里,当其他队员卸下工作,准备休息时,我还需要做的工作是:搜集、整理、分析当天的各种数据,将疫情汇总信息上报给原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等。我需要告诉他们现场现在什么情况,最缺什么,急需什么,这些都成了国家在决定后续医疗队人员派出,以及提供物资供给时的重要参考,甚至决定了第二天部署工作如何进行。

  凭借在汶川救治的丰富经验,回京后,我参与牵头成立了国家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并将灾难救治工作细化为各种规范。

  如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常设的应急医疗队,队员都接受了专门的紧急救治培训;常备各种救援物资,并定期检查是否充足,一旦发生灾难需要救援,就能随时启程。

  因为救援时跟绵阳市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每年我都会去一趟绵阳。能明显感觉到当地人的生活观念都变了,绵阳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能珍惜当下,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