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三院

亲历·敖英芳:抗击非典过程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作者:口述:敖英芳 采写:仰东萍、蒋艳芳来自:本网时间:2018-9-21

人物简介:1988年入职北医三院,现任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北医三院副院长等职。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

  今年是北医三院(以下简称“三院”)建院60年,一甲子的历程中,医院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并不断快速发展进步。三院的每一位员工,不论年资如何,都在医院的发展历程中为医院建设添砖加瓦奉献奋斗,并不断成就自己的人生。

  就我而言,我从1984年来三院外科学习,到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我在三院学习工作了34年。可以说,我将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三院,同时也不断磨砺成长。34年间,有很多事情随时间的流逝渐渐远去尘封,但也会有些难以忘怀的事情。最难忘的是2003年春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让我们医务工作者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当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恐慌,世界聚焦中国,中国聚焦北京。因为,北京是重灾区。而且对当时许多没有传染病房的综合性医院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我们三院全院动员,上上下下同心协力,无私无畏,奋勇当先,战斗在北京抗击非典的最前沿。我们医院共治疗门诊发烧病人2300余例,收治疑似非典患者275例、确诊非典病人145例(收治北京市1/10左右的非典患者),并且做到了非典患者救治率高、院内感染率最低、后遗症最少。我们经受住了非典的严峻考验,向国家和老百姓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当时作为北医三院的医疗副院长,亲历了我院“抗击非典”的全过程,当时许多人、许多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党政配合 靠前指挥

  当年我是医院的医疗副院长,那时,我们那届院领导班子刚刚换届新上任不到一年,且是一个年轻的院领导集体。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医院是个严峻的考验,对我们新的院领导班子更是如此。

  那时整个三院领导层党政密切配合,全力抗非。陈仲强院长和贾建文书记迅速带领大家工作,组建抗非典领导小组、抗非典一线工作小组和筛查小组等。领导们直接指挥、参与抗非典工作,稳住了人心,稳住了三院,没有任何人退缩、逃避。我们都是肩并肩地去靠前指挥、靠前作战。

  非典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社会还不太认识,但医院已经开始有了警觉。我们也从刚开始的不太了解,到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并从中积累经验教训,最后做到科学领导。我记得北京市的一家医院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后,召集北京市其他医院的大夫、护士去支援救治。我院派去了两名护士,可去不久就因发烧回来,然后在医院隔离观察。当时我第一个进了隔离病房看望她们。尽管我知道有很大的风险,但我必须得去,我要向她们传递医院和领导对她们的关怀,要让她们知道医院不会不管他们,让她们放心治疗休养。

  随后,门诊的发烧病人越来越多,收治的非典疑似病人与确诊患者也随之增多。收治的患者肺内病变发展的非常快,有时刚刚开始发烧的患者,一天之内肺内就会出现大面积实质性改变,难以抢救过来。这时,我们已认识到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和病情的严重性、危险性和传染性。尽管这样,三院的领导班子仍靠前指挥,对于一些重大的处置部署,例如发烧门诊的建立使用,都要到门诊实地去视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沉着冷静、科学决策。同时班子成员亲自检查、督查工作,到ICU,到发烧门诊,进非典病房直接指挥工作。这些都是我们赢得整个抗非战役胜利的关键。正是当时三院领导班子的这种无畏精神,使得在整个战役中,年轻的院领导班子成了大家的主心骨。院领导除了身先士卒外,还时刻想着员工。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胸腺肽成了紧缺药品,因为能增强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人人都想注射后增强自己防御非典的能力,更何况在医院工作的同志。那时候我们领导都有注射机会,但我们谁都没注射,而把针剂全留给了抗非典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虽然,我们也在抗战非典的前线。

  面对非典病房建立以后的一系列工作,院领导们夜以继日地集体讨论,议定决策:发烧门诊派哪些人员去,非典病房派哪些人去,非典一线的大夫、护士回来后的隔离区派哪些人去……面对当时非典病房的危急情况,怎么办?要更好地靠前指挥抗非救治工作,就需要我们院领导进去。我是医疗院长,是一线工作小组组长,义不容辞,我说我进非典病房。进非典病房意味着什么,大家可想而知,因为是要进入“疫区”,传染源集中在那里……然而,不去是不可能的。这跟打仗是一样的道理,不到一线前沿,战斗中你的队伍出现缺口,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打开的,也就更不知道怎么组织反攻、反击,把失去的阵地抢回来了。

  进到非典病房之后,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抗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艰辛、病人的难处和靠前指挥的重要性。也只有亲力亲为,才能及时发现医疗问题、管理问题,及时调整我们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包括对医护人员整个值班制的一些调整和改进。最初的防护设备很简单,并没有防化服,医护人员就是多穿几层隔离服、多戴几层口罩、多带几层帽子。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防护服一脱下来全是水。最初我们采用的是三班倒的值班制度,进到非典病房的医护人员,为了不去上厕所,不吃不喝,一直坚持战斗。后来我们发现过度疲劳会导致抵抗力弱,而这也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感染非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以后,我们就改为四班倒。

  后来,我们也有些后怕。怕的不是自己被感染,而是一旦领导班子成员被感染,将直接影响战斗指挥!同时,我们出来后不能被隔离啊,还要继续指挥。现在想起来,同样后怕,因为我们那是在冒险。但是,那时候必须要进去,就像战场一线的指挥员,你不到一线去,可能牺牲的人会更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果断决策 科学“抗非”

  记得当时仲强院长和我开会最多。有时候是去市里,有时候是去区里,深更半夜也会将我叫去开会,汇报工作、开会研究、部署工作,以及回来以后立即传达上级部署、指示精神与工作要求。

  我们三院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与非典遭遇时,我们还没有感染疾病科。当时,战斗在最前沿的是急诊科。2002年我们行政新班子上任后,在总结急诊工作经验与调研的基础上加强急诊科工作,并于2003年1月将郑亚安主任从老年内科抽调到急诊室担任主任。在突遇非典疫情时,郑主任带领大家建立发烧门诊、留观治疗疑似患者病房,担任非典病房主任。在当时艰苦环境条件下战斗在急诊最前沿的抗非典一线。郑主任身先士卒,敬业坚守,不论在初期的狙击战、中间的持久战、还是最后的攻坚战中,都发挥了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非典初期,急诊既有普通病人,又有发烧的病人,混杂在一起,很难能分清。我们从实践中发现,密切接触是重要的感染途径。于是,立即进行紧急战略布局——把急诊科的发热门诊、放射科的拍片关口前移至医院门急诊之外,将可能的非典病疫情阻击在医院楼外,把原来的急诊科留观室封掉,动用急诊楼西侧轻体楼作为留观病房和非典病人的救治病房,东侧轻体楼作为整个发烧门诊。病人在发热门诊筛查以后,发烧需要留观的,送到留观病房,确诊后转到非典救治病房。这样,非典病人完全与医院的主病区隔离开,防止了院内可能的交叉感染。当时院自为战的条件下,我们这种科学有效的防控机制与措施在我院抗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两个轻体楼在医院后期发展建设中已被拆除,但它们起的作用远比其在初建时的作用要大得多,也要重要得多。在整个抗非典过程中,它们是我院抗非的主战场。现在想起来,我们三院亏得有了这两栋轻体楼。

  紧接着,我们动员全部力量,开始一点点疏解住院病人。先腾空的是二病区,我们把九层以上病房变为非典病房医护人员的休息室。因为,他们进了非典病房就不能再回家了。有了休息室,他们从非典病房出来以后可以去休息室住,然后再进非典病房。医院,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当时我们的布局:主战场是一线,服务于从主战场下来的被隔离的医护团队的支撑团队,叫二线。我们院领导也各自有分工。我主抓一线,后边的供给与后勤工作我全都不管。记得是老范(范凤立)和老樊(樊东升)两位院领导负责,组织人员服务所有从一线下来的人员,王薇全权负责在三院学习的学生(包括研究生)。那时候,我们给一线人员划定了一个范围(二病区楼前的空地),只能在指定范围内活动。他们在这种相对隔绝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有时我们能够远远的看到他们的身影,有时能隔空喊话交流,传递信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很令人钦佩,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种全体领导班子参与、各有分工负责的制度,也是我们取得抗非典胜利的基础。不论领导层也好,普通党员也好,骨干发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通过调整,我们刚开始面临的相对被动情况很快发生逆转。虽然突如其来的非典把医院撕开了一道缺口,可很快我们就把它修筑上了,并为后来的工作和我院抗非胜利奠定了基础。

全员参与 党员和领导、骨干身先士卒

  首先,在抗非典过程当中,各科室的领导都临危受命,勇挑重任,带领大家夜以继日奋战。

  当时,一线抗非典的医护队伍已不分内外科,抽调出医护骨干进入非典病房。当时进到非典病房,真是有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我们的党员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麻醉科王军、呼吸内科孙永昌等,都冲在最前面。我记得我们运动医学科进去的大夫有王成和王鹏,护士有李亚红和安玉洁。

  在组建进驻冶金医院非典病房医疗队时,队长是陈剑昂。为什么让一个泌尿外科的医生去做医疗队的队长?那是因为当时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主动请缨上战场,他有很好的领导与全面协调能力,同时他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可以成为医疗队的主心骨。最后,他带领小分队圆满完成任务。

  非典本身就是呼吸道传染疾病,在救治非典重症病人、非典病房ICU病人的时候,病人又要做气管切开,如此密切接触,潜藏着极大的危险。这也是对医生极大的考验。我们的医务人员真是敢于担当!气管切开是由耳鼻喉科大夫来做,我记得是宋为明主任做的。

  那个时候负责清理病房垃圾的临时人员都悄然不辞而别了。我们的后勤在处长王曾悌、副处长李长海带领下,党员带头,带领着后勤员工主动承担起整个医院的医疗垃圾和废弃物的收集清理工作。

  医疗救治专家小组的建立非常有意义,他们科学救治,在抗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时候,老病房楼大门西侧的VIP接待室临时腾出作为医疗用房,成了抗非典一线医疗专家小组的会诊室。那时候还没有影像传输系统,都是将X光片传递出来到会诊室看。像呼吸内科赵(鸣武)教授、放射科孙(伯章)教授,那么高年资的老教授都投入到一线,还有当时的医疗专家组组长,时任党委副书记、现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的贺蓓教授,共同参与医疗工作,直接指导医疗诊疗工作并把关定向。

  我们当时还建立起了每日例会通报研究工作制度,以调整工作部署、战略决策、治疗方案、重点病人的治疗等等。这也奠定了后期整个医疗工作的例会制度。除了胸片会诊室,医务处当时在整个战略指挥当中真正起到了重要枢纽的作用。整个抗非典过程中,张永珍、周洪柱处长等各位医务处同仁忙碌的身影和一个个的不眠之夜,都令人难以忘怀。

月光下的“南丁格尔”

  历史值得铭记,那种抗非典的精神到现在还应该去发扬,去传承。当时进驻非典病房的团队中,除了大夫,还有护士——大部分是年轻的护士。在整个抗非过程中,她们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时候,由于工作,我经常到夜里很难能去休息。有时,还要去巡视病房。有一次夜巡的时候我发现,护士交班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都是各自走着去上班,而是列队出发进病房。她们基本上是在二病区前列成一队,当班的组长带队,虽不是正步前行,但也是非常齐整、悄悄地走向非典病房……在深夜的月光下,看到她们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种上战场的感觉油然而生,同时敬佩之意更为强烈。

  非典死亡病人的尸体处理是很艰苦又很危险的工作,当时都是护士负责的。死亡病人肯定是感染严重救治无效的,也是重要的传染源。和这种病人的尸体接触,被传染的风险极高。我们医院的非典病房最初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经验,年轻的护士同志更不知所措。我记得当时护理部主任张洪君,副主任郭莉、邓婕三人没让其他护士们上前,她们冒着被直接感染的可能性,亲自上前进行善后处理,直至将尸体送到太平间。这就是我们护士的担当,领导干部的担当!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现在有些同志已经不在护理领导岗位了,我认为有必要让我们的后生们知道我们三院人当时是怎样工作的,在困难、危险面前,我们党员、领导们是如何冲锋在前的。直到今天,月光下的“南丁格尔”的身影依然清晰停留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三院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病人

  在我们医院的非典病房,危重非典病人救治是最危险的工作。我们知道危重病人是最主要、最严重的传染源,重症病人的治疗、气管切开、呼吸机使用、床旁护理等等,医护人员都要直面很大的风险。我们在病房的隔离救治等诸多方面给予了这些患者很好的救治,同时也没有使其成为医院感染的传染源。后来医院根据总体抗非部署,我们要把所有的非典病人都转到定点医院(冶金医院)进行治疗。我院的最后一场转运是针对住在非典ICU病房中最危重的一名病人。病人能不能转?能不能成功转出?会不会在转运当中死亡?会不会成为新的疫情爆发的传染源等,都是我们直接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人,他的病情像一个炸弹,一炸就可能在我们医院形成新的爆发,又有可能形成北京市新的感染源。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此,我们制定了周密的转运方案。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那天晚上转运病人的情景:如何将病人搬出病房,如何防护病人生命直至管路安全,如何抬病人上救护车,如何联系定点医院按计划住院病人等等,至今都历历在目。

  那天,带领转运小分队执行任务的是急诊科主任郑亚安,因为转运时有气管插管并要带管转运,麻醉科王军主任、血管外科付军主任也一直跟着,直到把病人从救护车转运到定点医院的病房。病人转到定点医院以后,在很好隔离条件下,我们的医务人员还为他在非典病房里过了生日。遗憾的是病人最后没有治愈,但家属和单位给予了我们很好的评价,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总结经验 建言献策

  每次到市里开会,我们都会根据实际工作提一些建议。如发烧病人的管理、病房的管理、信息沟通,以及后期定点医院的建设等等,不少建议被采纳。记得当时,救治病人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医疗垃圾、废弃物很多。我们总结了三院经验,向上建言献策。建议将医院垃圾的处理当作严重的传染源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清理。很快我们的建议被采纳,全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成为整个抗非典取得胜利的环节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三院人在非典结束后,迅速恢复医疗工作。医院迅速开始新的建设与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经历抗非之后,深刻感悟到,抗非典过程是北医三院人众志成城的一段历史经历。三院人经过了抗非典的生死考验,其大无畏的抗非精神,会使我们在今后医院发展与前行征程中,敢于克服困难,敢于勇往直前。我们三院人会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努力工作,在新的甲子中,在伟大的新时代续写医院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