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三院

亲历·贺蓓:2003年非典——一段涂不去的记忆

作者:贺蓓来自:本网时间:2018-9-21

人物简介:1988年入职北医三院,曾任党委书记、呼吸内科主任,现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主任。

我的成长经历

  我在1988年夏天来到北医三院,在完成了住院总医师的培训和工作后,我留在北医三院,并逐渐成长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3年至1996年,我在美国完成了临床基础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肺部感染、间质性肺疾病。回国后历任大内科和呼吸内科副主任、急诊科副主任和主任、医务处副处长、院长助理。

  2002年至2003年9月,任北医三院党委副书记。

    2003年9月至2013年1月,任北医三院党委书记。

  2006年至2018年7月,任呼吸内科主任。

    2014年至今,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

    2018年4月起,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主任。

非典——一段涂不去的记忆

  2003年的春天,是经历过的人都不可能忘记的。在北医三院那次防治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过程中,我身负双重身份,既是院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小组副组长,又是医院专家组成员;既是指挥者之一,又是一名需要实干的一线医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使我有机会参加院领导的每日例会,也要天天工作在与非典战斗的最前沿。

  面对突然来临的疫情,面对已有医务人员患病和随时可能发生的院内感染,面对一种新的疾病,年轻的院领导班子(那届行政新班子刚刚上任不到1年)表现出了团结坚定、尊重科学的精神,在陈仲强院长和贾建文书记的带领下,改造并设置了独立的诊治空间,每天晚上召开例会,沟通并讨论处理1天中发生的问题。大家虽然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只是都保持着一个信念:北医三院不能乱了阵脚,要确保医院和职工以及医学部的安全。

  韩启德校长更是时时关心着医院,不论是亲临一线,还是听取汇报,都带给我们满满的温暖和鼓励。值得欣慰的是,三院患非典职工19人,无1人发生肺间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

  来院肺炎患者共300余例,诊断非典患者140余例,其余就是非典型肺炎(非病毒性肺炎)了。后来有患者和家属回来感谢我,说他们在那时来三院是十分幸运的,获得了准确及时的救治。这是北医三院发展中的非常时刻。非典期间,三院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我感触最深的是非典疫情检验了每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已知已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下,退却是可以理解的,可三院人却没有退却,因为我们知道总要有人站出来履行医生的职责和义务。

  当年三院负责筛查和诊治可疑非典患者的团队包括了呼吸科、放射科、急诊科以及内科医师。孙伯章教授是我们放射科的老主任,他坚持每天和我们一起筛查和诊断来三院的每一位可疑患者。每到周末,我都想让他休息休息,但他一定会打来电话询问并要求工作。孙威大夫和张福春大夫是两名年轻的主治医师,他们总是以饱满的热情、乐观的态度认真治疗每一位病人。呼吸科的赵鸣武主任,作为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在如何治疗和使用激素方面,是我们的主心骨。还有一批批进入非典病房的大夫和护士,他们也都义无反顾。

  按照医院规定,50岁以下可以进入病房,而泌尿外科陈剑昂大夫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他跟院领导说:“让这些年轻人进去(非典病房),我不放心。”他硬是“破格”带队进入了非典病房!

  这个团队所有医生在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是那么自然,又是那么令人刻骨铭心。在2003年,北医三院人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奉献书写着“医者仁心”。

  糖皮质激素是双刃剑,特别是在并无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情况下,更不应常规使用。但在那个时候,面对一个新的疾病,如何诊治,如何使用激素,如何使用机械通气,开始时我是迷茫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压力。为了更多地了解香港和美国的治疗经验,我天天上网查询相关资料,很快用完了上网费用额度(与现在的自由上网不同),医院马上批复我更多的额度。针对如何诊治患者及使用激素,医疗副院长敖英芳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与我共同承担着压力。

  现在,距离那场抗击非典疫情的战斗已有15年了,我想告诉准备投身医学的年轻人:你们都应该有为医学献身的准备。经历过非典疫情的我们仍然坚信,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